◎ 钱玄同：一律改竖写为横写
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钱玄同发表了《与陈独秀讨论译音及其书写问题》一文。在该文的末尾，他谈到了图书文字的书写（即排印）格式问题：“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我极希望今后新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不必专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也……”在此文发表之前，除中国留美学生主办的《科学杂志》和当时教育部出版的《现象丛报》由于登载自然科学文章、常常使用算式表谱而取横排格式之外，其余的书刊则都是清一色的竖排格式。
◎ 夏承焘：读书贵吸收
夏承焘主张读书不必贪多，而要能选择、能吸收。以饮茶为喻，要每一口水里有茶香，而不是烂嚼茶叶。人生年寿有限，总要有几部最心爱的书，可以一生受用不尽。有如一个人总要有一二知己，可以托生死共患难。
◎ 夏承焘：劫难如洗礼
夏承焘性格内向，有时半日兀坐，如泥塑人。名利心淡泊，对个人毁誉不大计较。但在国家民族存亡等重大问题上，胸中了了，毫不含糊。日寇侵占永嘉时，尝夜起论形势。他说，敌人玩火必自焚，汉奸投敌，正如飞蛾扑火，也决无好下场；中华民族经过这场战火的洗礼，必将获得新生。
◎ 黄昆：治学风格
刚上中学的黄昆，在伯父的要求下，除作业外还得做数学书上所有题目，“不仅使我数学很熟练，也让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忙于自己做题的黄昆，很少去看书上的例题。“这一偶然情况有着深远影响，使我没有训练出‘照猫画虎’的习惯。”黄昆不喜欢翻阅文献资料，喜欢从“第一原理出发”，去探寻物理世界的奥秘。“我文献看得比较少，因为那样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变成书本的奴隶。自己创造的东西和接受别人的意见，对我来说，后者要困难得多。学别人的东西很难，而自己一旦抓住线索，知道怎么做，工作就会进展很顺利。”正是这种治学风格，使黄昆在学术上屡屡攻城略地，一系列以他姓氏命名的“黄”理论就是例证。
◎ 陈梦家：授课“姿态十足”
陈梦家授课，“姿态十足”。他深度近视，戴着厚如瓶底的眼镜，不修边幅，甚至有些邋遢，不过“学问和口才都颇出众”。每讲《论语》，诵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他便挥动双臂，长袍宽袖，飘飘欲仙。有学生问他：“孔门弟子72贤人，有几人结了婚？几人没结婚？”陈梦家信口作答：“冠者五六人，五六得30，故30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42，42个没结婚，30加42，正好72贤人。”此番对答一时传为佳话。
◎ 金庸：合编《献给投考初中者》
金庸上初三的这一年面临着升学考试，功课十分紧张，连休息时间也很少。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考高中这么辛苦，何不编一本小学升初中的参考书，可以减少他们的复习时间。他把这个想法和张凤来等两个要好的同学一说，他们都表示赞成，说干就干，3个人合编了《献给投考初中者》，由丽水一家出版社出版，一直销到福建、江西、安徽等地，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本畅销书。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他对自己“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仍不无自得：“《献给投考初中者》那本书，内容平凡，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中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出版后得以很大成功……这本书和文学修养无关，而是商业上的成功。对一个15岁的少年来说，表示我能了解到消费者的需要，用简捷的方式来满足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