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通过印发纸币、销售巨额公债，或者强迫银行贷款，否则，任何一国政府，即使依靠征收重税也不能够筹集到所需要的全部资金。对物资有大量需求而生产又严重不足，其结果必然造成物价飞涨。物价和工资虽然作了调整，可是决不会再像1914年以前那么低了。这样，受打击最严重的是那些货币收入不容易提高的人，即靠被认为是安全的投资过活的人，领取年薪的人，有专门职业的人，以及政府雇员等。在大战以前，这些阶层在欧洲属于地位最稳定的人们。战争爆发以后，他们的地位、威望和生活标准无不受到了威胁。巨额的国债意味着国家进入征收高额捐税的年代。最严重的是欠外国的债务。在大战期间，欧洲大陆的协约国向英国借款；而这些国家与英国一道又向美国借款。由此看来，它们将未来都抵押出去了。为了偿还债务，它们决心在几年间要使本国的出口超过进口，或者说，大体上使生产超过消费。可以回想一下，在1914年，欧洲每一个先进国家都习惯于进口超过出口。这已成为欧洲生活标准的基础，如今却受到颠倒过来的威胁。
此外，欧洲已经被四年战争弄得动乱不宁，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却在加快推行工业化。美国的生产能力也已大幅度增长起来。日本开始在中国、印度、南美洲销售这些国家暂时不能从欧洲得到的棉纺织品和其他民用品。阿根廷和巴西向不能从英国购买到机车零件与采矿机械，于是就建立起它们自己的工业来自行生产。在印度，塔塔家族控制着印度本国资本达2。5亿美元，发展了为数众多的制造业企业，其中的一个成为了英帝国中最大的钢铁厂。由于德国完全退出世界市场，英法两国拼命为它们的军队生产，以及世界各国货船在战时被征用，西欧作为世界工场的地位遭受了破坏。战后，欧洲有了新的竞争对手，19世纪的经济基础不知不觉地丧失了，欧洲霸权的时代已经处于没落时期。
在大战期间，所有的交战国政府都企图像控制经济生产那样来控制思想。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在欧洲到处都受到尊崇的思想自由，现在被抛弃了，宣传和审查措施比之任何专制政府历来所设想到的都来得更为有力。任何人都不许提出根本的问题来散布怀疑情绪。
这里必须重新指出，正如上面曾经述及的，战前危机的事实，多半是当时人们所不了解的。人民并不明白究竟是哪些原因使他们陷入一场可怕的事变。战争的每一方都粗暴地指控另一方纯粹是恶意地发动战争。长期的消耗，无效的战斗，无变动的战线，骇人听闻的人员伤亡，所有这些在精神上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一般老百姓虽然丧失了平常的自由，劳动艰苦，吃的是粗糙食品，看不到胜利的前景，但仍必须保持高昂的情绪。布告、海报、外交上的白皮书、教科书、公共的演说、严肃的社论，与有倾向性的新闻报导都在传播消息。新的群众性刊物、新的电影等都成为指导公众思想的理想媒介。为了让人们憎恶和打垮敌人，知识分子和教授们提出种种复杂的理由，通常是历史方面的。在协约国各国，德皇被描绘成一个恶魔，双眼圆睁，死盯着征服世界的疯狂计划，胡子奇怪地竖着。在德国，人们被告诫说，要担心哥萨克人和塞内加尔人抢夺德国的妇女的日子会到来；要人们将英国看做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它采用封锁的办法要野蛮地饿死孩子们。战争的每一方都相信一切真理都在自己一边，而一切错误、邪恶与野蛮都在对方一边。这种煽动性的观点助长男子与妇女去支撑这样一场可怕的战争。可是当媾和到来的时候，固定不变的罪名、顽固的观念、深刻的厌恶、敌视和恐惧却成为政治判断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