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以前，也就是在李唐那场痛苦的恋爱开始之前，他和高丽这个杭州女人有过一段男女关系。前面我已说过，李唐是个文学青年，早在两年前即已是。那时候他比现在积极，看起来也比现在张扬，每天下班回家因为确实没什么事干就使劲写小说。往往三四个小时即可完成一个短篇作品。于是，自己被自己的速度和写完后的某种浅薄的成就感所打动，每每激动不已，迫切地贴到所熟悉的网络论坛上与人共享。然后就等待别人阅读后的跟帖。接受赞美，反击批评，这都是应有之义。也正因此，赞美普遍多于批评。高丽是杭州一家报纸的记者，大概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只是自己不写，按她当初的话说，李唐写的就像她写的），经常看到李唐的小说，然后像许多人那样对作者产生了交流的欲望。二人于是通过网络聊天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当然，准确地说应该是高丽对李唐有了更多的了解，因为她不仅可以看后者的小说，还对他的经历和生活有了了解，并且将二者（经历和作品）之间某种必然的联系作了一番考究。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读者对一个作家的作品产生好感之后去阅读他的传记、日记、书信和照片。激动不已是李唐当时的整体状态，那是一个亢奋期。对于高丽的关切和发问，前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所言因为网络交流又都是以文字的方式展开，而这恰恰又是其所擅长的，所以他的生活和经历在喋喋不休中不免延续了高丽所欣赏的小说作品中的气质和魅力。李唐因此做到了所谓的文如其人或人如其文。起码在高丽看来，李唐这么个可爱的青年男人写出那些小说是天经地义的。那些作品和他这个人完全一致。所以，他的作品在她看来更好了，周体散发着诚实、自然的品质。而这样的作品在被高丽与李唐共同厌恶的网络和当今中国文坛上显得多么可贵。于是，高丽不仅被李唐这个文学青年的小说所吸引，也被他这个人所吸引。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同时出现在网上，然后彻夜长谈（当然是以李唐的宣泄、高丽的倾听和赞叹为主）。为了延续交谈，他们还互留了手机号码，即便彼此上了班，还能通过短信继续谈。当然，此时他们的交谈内容已不局限于所谓文学和人生及其他，而是很自然地牵涉到他们本身的问题，就是男女问题，而男女问题往往又很集中地体现在了性问题上。他们开始使用言辞激励对方的身体，似乎以此来考察对方的性功能。当得到准确无误的回应后，见个面，真刀实枪地来那么一家伙紧急如水火。
李唐对高丽，前者虽然并不很关心后者怎样怎样，但还是多少了解一点，而且这一点具体到他们的性关系上十分重要，并有所支掣肘。那就是，高丽其时业已结婚。当然，这对处于亢奋阶段的文学青年李唐看来，简直算不了任何问题。你结不结婚关我屁事，我又不可能和你结婚。当得知高丽夫妇的关系相当融洽之后，李唐更是放心了。高丽不可能离婚，这是肯定的，她自己也一直这么说。也就是说，他，李唐本人不必要付结婚的代价与之交往。李唐只是个孩子，虽然年纪已过，但仍然是个孩子，他亢奋得有如刚刚进入青春期。把高丽劝到南京，然后与之床上刀枪相见，是他需要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至于由此衍生的其他问题并不在考虑之列。不仅如此，李唐还对高丽的再三犹豫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和不解。他不理解既然高丽如此爱着自己，为什么不到南京来和他相见呢？那只能有一种解释，高丽并不像她在网上、手机短信以及长途电话里所反复呻吟的那样：她是爱他的。屁，狗屁！这能叫爱吗？李唐对此不能不嗤之以鼻、大加嘲讽，以至于不再理睬高丽。这看起来是高丽严重伤了他的心，而事实上高丽更是苦不堪言。她处于已婚女人另有用情之后所普遍表现出的道德自谴和矛盾情绪之中。然而，又岂能让自己所喜爱的李唐伤心失望呢？于是，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然后于哽咽中应承下来。于是，她终于借机来到了南京。
此番高丽来到南京已时过境迁。两年虽在彼此相貌上并未造成什么变化（之前李唐过于担心了），但时间的长度足以颠覆两年前一切已有的存在。在两年这个时间长度里，二人的关系一片空白。他们像一对初次见面的远方朋友那样谦虚客套。李唐帮她提行李箱，很重，为什么这么重？高丽这才声明，她要在南京待两天。在来南京之前，高丽没有告诉李唐什么，她只是通过七绕八绕的途径联系到李唐，告诉后者自己要来南京，日期和班次，并且希望他能来车站接她，仅此而已。李唐自然想问她来干什么，为什么需要李唐本人来接？他相信，在这两年里，高丽作为杭州某报记者，不可能一次南京也没来过。而李唐之所以不知道她在这两年里来南京的次数和具体情况，都是高丽没有通知的原因，而并不是没来，这是肯定的。如果她来了就通知李唐，李唐想，他仍然会像今天这样来接她，尽所谓地主之谊做些简单的招待，起码彼此见面问候一下也可。而这一回，也就是两年后，也就是李唐苦于失恋的这当口，她突然通知他来南京，这是为什么？基于高丽在这两年里每次来南京都没有通知他（他认为），所以他不知道高丽这时候突然跑来找他干什么（即便她此番确实有个采访任务在身，但只需半天）。总而言之，李唐对于高丽的此次到来，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