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念小学起，我的第一个志业就是“教师”。喜欢小孩，是我想当教师的真正原因。也是这个原因，支撑着我一路从台湾到澳洲求学，又在澳洲任教十余年，最后又一路教书回台湾。
我的中学时代，正是台湾经济起飞的时代，我还记得有句台湾的俗语，叫做“台湾钱，淹脚目”。当时，父母彼此之间的话题，大概都是围绕着：隔壁小王的三儿子考上了某某医科，但因为不是第一志愿，决定休学重考；对面阿蚵嫂的女儿，念的是某所公立大学的电机或国贸系所；抑或是哪一个婶婆的二儿子，苦读三年后，终于考上了一所明星高中之类。
我从小学开始，在学校的功课就一直不是很顶尖。我还记得那时，非常害怕数学，但对历史故事还有那么一点兴趣，因为觉得至少还有点故事可以听。除了数学不好，我的地理更惨，相当叛逆的我，怎么样也没办法说服我自己，将远在四川省的铁路和物产融进我的脑细胞中。
但是这些惨烈的科目，都还比不上英文的惨烈程度，一直到写这本书的今天，我都还忘不了中学一年级的暑假，在补习班上英文课的那一幕：“老师，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吗？”我一脸崇拜地望着英文老师，不好意思地说。
“可以啊，请说，学生就是要多问问题才会学得好。”老师笑着回答，似乎很高兴有学生提出问题。
我接着问：“老师，请问你刚刚上课念的这个单词怎么和学校老师念的不同？”
老师似乎愣了一下，但马上回答说：“那个字喔！因为我是留美的，讲的是美国腔啦！你们学校老师一定没出过国，他不准啦！听我的。”
“是这样啊，那我了解了，谢谢老师。”信以为真的我，很高兴地背着书包回到家中。
但故事的真实情形，是那位补习班的“教职人员”，发音根本就是错误的，与“腔调”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把wine （酒） 与wind （风） 这两个词的发音给弄混了。
总之，我在台湾学校的表现，绝对跟“优等生”扯不上一点关系，更甭提以后想进师范体系的学校就读。一路走来，我想我唯一的优点，就是真的非常“喜欢孩子们”，而且，还能与他们自然地相处愉快。但是在那个年代，喜欢小孩能做什么呢？想当老师，那时期的师范体系学校，可也是名列前茅的志愿之一啊。
1990年，父亲在朋友的鼓励下，把弟弟罗杰 （Roger） 送到澳洲念书。当时，我们只知道澳洲似乎是个很安全的国家，我还不是很清楚澳洲，只知道“袋鼠”与“无尾熊”似乎与它有那么一点关系；且澳洲的牛肉与牛奶也似乎挺好的；另外，听说那里因为实施“白澳政策”，种族歧视颇严重的。关于其他的，就没有很多的印象。
“唉呀！你就把晓雯送过去，念个大学回来，英文好到处都有补习班可以教书。”邻居的三姑六婆这样劝着爸爸。一听到“可以教书”，我耳朵就竖起来了，我伟大的志向“当老师”又像一把火汹涌地在内心烧了起来。
“爸、妈，我想去澳洲念书。”我有点心虚地跟爸妈说。
“罗杰在澳洲念高中已经花很多钱了，我跟你爸爸讲看看。”母亲说着，似乎有点惊讶我会提出这种要求。
“要去就去啦，小孩能念书就尽量栽培，钱再赚就有。”听到我的话，父亲站在商店的门口，一边扛着一箱米酒，一边流着汗说。
就这样，“当老师”的志业似乎又亮了起来。
我的父母亲学历并不高，听说娶我母亲的时候，父亲还借贷了6000块，6000块在20世纪70年代似乎是一笔很大的数目，父母也从来没有从家里继承任何财产。父亲凭着过人的毅力，在一家化学公司从工人做到领班，薪资在那个年代算是小康。一直到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在家闲暇之余，异想天开地在家里新买的楼房一楼开了一间小杂货店卖卖杂货，而那间杂货店又意外地增加了些家庭收入，才有能力送弟弟出国。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学历不高，他们宁肯省吃俭用也要供我们读书。
“为什么不去美国？”这是一个我最常被人问到的问题。
“因为澳洲便宜又近啊。”我总是这样回答。
许多人会认为我能出国读书，家里必定非常富裕，那其实是一种误解。另外，移民的家庭就一定很富裕，那可能又是另一种误解。也许是因为大家的目光都习惯放在许多家境富裕、以投资方式移民的家庭，却忽略了在国外，许多辛苦的技术工作者，是以技术移民的方式办理移民的。
对于一个小康的家庭而言，经济问题仍然是出国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以20世纪90年代1∶18的澳币汇率来计算，爸爸估算了一下，在澳洲布里斯本求学一年的总成本，相当于养两个在台北念大学的孩子。
“就当养了四个小孩吧！”父亲豪气干云地说。
于是，在家里经济仍可以负担的考虑下，我追随弟弟罗杰的脚步，踏入了澳洲。我的“教师梦”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