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听听诗人自己的话，整个翻译的过程就更清楚了。埃弥?萧几十年后回忆他与罗姆共同翻译自己诗歌的这段经历时，曾快乐地对我说过：“那时候我和罗姆切磋译诗，我一遍遍地把中文念给他听，向他解释我诗歌的背景、主题，要表达的思想境界、自己诗的结构、韵律，每一句每一段的精确含义……我请其他人译诗时也是这样做的，罗姆的悟性很高，他能准确地理解我，并找到恰当的词汇。我们一起琢磨俄文和它的韵脚，译出的诗歌总能得到一致的肯定。 “他们一起翻译的埃弥?萧俄文诗，经常是先拿到《国际文学》编辑部去朗读、征求意见，”罗姆的译作常常是换来一片热烈的掌声“。
我们读到罗姆或其他译者的一些译诗，细细品味，会清晰地感觉到他们保留原作的语言味道，是比较充分的：简练、通俗、上口、押韵、形式，甚至连”动词“或”名词“的转换，也是比较谨慎的，与此同时也感到，他们的多数译文在表达作者感情方面也比较准确精到。
2009年８月，艾青的夫人高瑛对我说：“艾老说过，萧三的诗翻译得最好的是俄文。 “我说：“比本人的诗更好，是吗？”高瑛笑说：“哎，对。我没说出来。 “我问：“艾老的俄译诗怎么样？”她答：“不行，没有诗味。 “我说：“你知道为什么？那是因为每一首诗都是由萧三向译者反复解释，然后再一起切 磋、翻译的。 “高瑛说：“哦，怪不得。 “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充分估计到，由于两种语言差别所造成的”尴尬“状况难以完全避免，只不过轻重不等罢了。举一小例：埃弥?萧于1935年写了一首《华北》，原诗如下： 闻鸡起舞三尺剑 ，寒星几点月不见 ，城头宿鸟惊飞起 ，忍看华北风云变？ ！ 原诗为”七言“，多么精练的语言！多么丰富的形象：鸡、剑、星、鸟、月 ……多么深刻的思想 ——日寇入侵华北，国人的痛恨。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小诗，寓意深刻，易于吟唱。
鉴于中国语言的丰富性，一词多义性，使得欧洲语言难以”同样的精练“ 来应付。我们看一看罗姆的译文，就知道诗歌中译外要比诗歌外译中还要难。罗姆的这首诗译名为《鸡鸣》（这不能怪他，”华北“外国人不会懂），为 了看清翻译的语言结构，我们将其诗的译文直译如下： 鸡在啼鸣。我在黑暗中舞剑。我的宝剑 ——扛在我肩头。
你看，埃弥?萧简单的一句”闻鸡起舞三尺剑“，这里需要４句才能表达，且”三尺剑“译不出来。埃弥?萧的第二句”寒星几点月不见“罗姆用了两句 ，直译如下 ： 寒冷的几点是星星，天空中没有月亮。
译诗为两行，两句，不能省。埃弥?萧的第三句”城头宿鸟惊飞起“ 罗姆的译文直译如下： 夜里，鸟儿从高高的塔楼上胆怯地飞去。
西方人只有”塔楼“、”钟楼“，而没有”城墙“”城头“的。埃弥?萧的第四句”忍看华北风云变“罗姆的译文直译如下： 能活下去吗？在华北已经改变了风和云！
“忍看”只能如此译，意思表达清了。但对于译诗中的“风和云”做了个 “注释”：“也就是指政治政权已改变”。这句译得显然很无能为力，要靠“注释”来完成，这里就显得有些“尴尬”了，这是民族语言文字巨大差异造成的。应该说，这首诗的译文意思是准确的。当然，如果我们要“还原”罗姆俄译为中文时，会看到罗姆的“提示”：原诗为四行，译诗也四行。那就肯定会尽量使用精练的中国语言，但是否能够将“再还原”做到与萧诗基本上“毫无二致”，就难说了，因为取决的因素很多。
1934年 5月24日，苏联的《太平洋之星》中有这样的文字：“罗姆已经出色地把埃弥?萧的一些诗译成了俄语，……可惜诗集在远东发行得太少了。 “你看，俄国人也肯定了罗姆的翻译作品。
埃弥?萧还有少量的诗歌，是由其他的一些合作者译的，至于哪些人是该编辑部的，哪些人是编辑部外面的译者，已无可考。现将我了解到的译者与译文公布如下： 别考夫斯基 （ 1936年：《祝罗曼?罗兰七稚大寿》）；谢卡列维奇（1937年：《扬子江上》，1943年：《给女同志》）；施杰别尔克（1941年：《号召》，1943年：《慰劳359旅》，1943年：《哈尔 科夫自由了！》，1949年：《迎接 1950年》，1954年：《照片》）；马克西莫夫（1942年：《儿童节》，1942年：《敌后催眠曲》，1945年：《延 安狂欢夜》）；波洛斯基（1942年：《十月革命 25周年献辞》）；斯维特洛夫（1946年：《铁路工人之歌》）； 米哈尔可夫（1954年：《会议》）…… 这些翻译家们对于中苏两国文化交流，对于苏联人民了解中国革命、历 史、现状，以及对于埃弥?萧的诗歌的中文俄文化，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我们对他们永远心存感激与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