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发货币流向之房地产
货币超发很容易引起通货膨胀，对于这种因果关系，人们都有直观的认识。
货币与通货膨胀
我们可能会多次看到这组数据：中国的广义货币量M2余额在1990年的时候为1.53万亿元人民币，而到2010年12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7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在2009年，同比增长是27.7%）。
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最快的时期是1992年（31.30%）、1993年（37.30%）和1994年（34.50%），那个时候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
原因有二：
一是货币供应增速过快，世界无出其右者。
二是中国缺少可以吸纳这些超发货币的领域，房地产和股市都处于刚起步阶段，规模有限。这意味着，货币只要一超发，没有任何缓冲，立即就会在市场中显现出来，推动物价的上涨。
为了规避这个缺陷，政府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实行货币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纳超发货币。
于是，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开始展开。通过改革，原本应该由公共财政承担的职责，相当一部分转嫁给了公众。实际上，货币化与公共财政的去责任化是密切相关的。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原来应由财政提供的部分公共产品，现在需要钱购买了，对货币的需求量自然就增大了。在货币化的大背景下，住房、医疗、教育领域的货币化及股市的扩容，成为吸纳超发货币的重要领域。
中国现在的货币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2010年11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韦森指出：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中国现在M2存量大约是70万亿，GDP大约是35万亿，这意味着我们1元GDP就有2元货币了，这说明中国经济的“通货”已经膨胀得不得了了，发的货币已经很多了。当然，“通货”是膨胀了，大大地膨胀了，至于CPI是不是也必定上涨，这另当别论。美国最近增发了6000亿美元的钞票，全世界一片哗然，但美国的1美元GDP目前才只有0.6美元多M2，比我们低很多呀！现在，我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已经比美国高很多了。我把这种变化叫做中国经济的货币化在加速。
中国的货币化过程令人扼腕叹息。
货币化的深入，意味着民众承担的责任加大。
以教育为例。早在1993年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48条中就曾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也就是说，按此纲要，到2000年，4%应该已成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比的下限。但遗憾的是，即便是18年前的目标，迄今也远没有达到。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的统计，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4.8%，而哥伦比亚、古巴、约旦、秘鲁等中低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为5.6%。
根据教育部财务司、《中国统计年鉴2009》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2000~2009年10年间，以4%的比例为目标，则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10年累计“欠账”已达16843亿元。财政欠账留下的缺口，自然是由公众承担的。
不同的货币化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货币化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同的。货币化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贸易的发展、资源的配置、人口的流动，都需要依托货币化才能更好地进行。而且，西方国家的资源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货币化使得私人的财富增长，消费动能得到充分释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而中国的资源尤其是自然资源基本上掌控在政府手中。货币化的深化对政府有双重好处。
其一，货币化意味着掌控丰富资源的各级政府变得更有钱，掌控的财富更大。以土地为例。2011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国土资源工作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逾7万亿元。在“史上最严厉房地产调控”的2010年，全国土地出让成交总价款2.7万亿元，同比增加超过70%。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坦言：“城市发展对土地的依赖有增无减，利益分配不合理，社会矛盾突出，土地出让制度亟待进一步改革完善。”
土地的货币化实质上是财富从民众手中向各级政府及相关既得利益集团手中转移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