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各地，人民纷纷抵抗、造反，要求做出彻底改变，建立新的法律框架以保护其自身利益并拯救美国日渐衰落的民主。农民、女工、童工、非裔铁路工人、码头工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团体、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摇摆不定者、以及许多其他团体纷纷组织起来，寻求改变。1886年5月1日这一天，全美超过115万处的35万工人举行大罢工。同年，全国共发生1 400多次罢工，参与人数约为50万。从那时起到1904年，平均每年的罢工次数超过4 000。这些罢工者的目标在今天看来近乎陈腐，因为他们当时争取的权益在今天大多数美国公民看来都是与生俱来的，例如8小时工作制、40小时工作周、最低工资、工作安全、组织工会的权利、工伤赔偿、签订对雇佣双方均有约束力的劳动合同。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于1890年出台。其初衷是通过保护小企业来支撑整个经济，通过政府对企业的监管来保护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通过限制企业规模来杜绝经济实力演变为政治实力以保护民主。最终，在瓦解标准石油的进程中，这部法案发挥了作用。至今，它仍是美国所有反托拉斯政策的基础。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这部法案的初衷似乎已被淡忘。包括标准石油拆分的产物在内的大型公司之间的兼并几乎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进行。
进步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是那些敢于揭露黑幕的人，即拨开尘土、还民众以企业及其政治傀儡的罪行真相的记者。尽管她本人不喜欢被称做“揭黑者”，作家、史学家、记者艾达·塔贝尔仍是她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揭黑者”之一。1902—1904年的两年间，她在《麦克卢尔》杂志上连载发表揭露洛克菲勒和他的标准石油公司黑幕的文章，共计16篇，言辞甚为激烈。当这些文章在1904年集结成册时，一本杂志称赞它是“美国历史上同类书籍中最出色的一本”。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在其代表作《石油大博弈》（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一书中提到艾达·塔贝尔的著作时说：“这应该是美国出版过的书籍中对商业影响最大的一本。”对于美国民众痛恨的托拉斯和其中扮演掠夺者角色的巨头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他们棺材上的那颗钉子。
至于洛克菲勒，耶金评价他是“塑造石油工业的那个最重要的人物”。这种表述中规中矩、并无新意，但的确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洛克菲勒赢得过诸如此类甚至更高的评价，尽管石油并不是他和他的公司发现的，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开发出任何新技术可以用来钻井、采油、炼制煤油用来照明或者汽油用做汽车燃料，以及通过管道输送原油。恰恰相反，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人都更能削弱做出上述技术发现的同行的实力，有时甚至干脆把他们赶出石油行业。
同样，洛克菲勒也没有创立第一家石油公司，没有把竖向和横向整合的策略引入石油公司，没有发明出“企业托拉斯”的概念。
但是，对于耶金的评价，洛克菲勒却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娴熟地运用了大规模结盟的办法，赚取了空前丰厚的利润，且在此过程中几乎从不考虑其行为对人类、社会或者经济造成的损失。用他的话来说，“大企业的成长真谛无非就是适者生存”。一百多年来，标准石油解散后形成的那些公司，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康菲都严格地沿袭了洛克菲勒的商业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