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样说呢？放眼世间，那些凭智巧来角力争胜的人，开始时他们还能正大光明地出招儿，可到最后却往往阴谋诡计百出，就看谁会暗中使绊子了；还有那些按照礼节喝酒的人，别看他们开始时言谈、举止都循规蹈矩的一副正经模样儿，喝着喝着大家就乱了套了，以至于争相显示谁最狂荡不经，谁最会恣意享乐。凡事皆然：开始时很简单，最后却变得很复杂难办；开始时大家还能彼此信任，最后却难免相互欺诈、相互忌恨。人们说起话时，往往使人捉摸不定；办起事来，又必然有得有失。说话捉摸不定，容易导致轻举妄动；办事有得有失，则极可能在得失之间埋下祸端。
“再有，平常人们之所以发怒，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对方太过花言巧语，说话从来没个准儿。快要死的野兽大多叫声狂乱，呼吸急促，这时候它最容易发怒，最容易产生吃人的念头。对于这类野兽，如果你过于限制逼迫它的话，它就会对你心生恶念，而你自己此时却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不就危险了嘛！所以古训又说了：‘切勿私自改变君王的命令，切勿刻意促成事情的成功。凡事不能过分，过分就越出常轨了。’依我看，无论私改君命，还是过于积极主动，以求圆满完成君命，都非常危险。因为，成功需要人们长时间的努力，但失败却可能在眨眼之间，不期然降临，而这时人们连改悔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哪！
“我历来主张，人生在世，最好是凡事顺其自然，不可强求，这样我们在精神上就能够始终悠游自在；而对于那些不得已的事情，我们也无妨听之任之，随它去，关键是要保养我们内心的平和。说到你出使齐国这件事，我想，你也同样只需顺其自然，据实传达楚王的辞令就行了。至于结果如何，那是听天由命的事儿，你就不必千思百虑、朝思暮想，为此忧惧不安了。记住我的话：始终保有一份好心情，万事切勿强求。这么做，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在前面的故事中，颜回要伺候的只是一个卫君；而在这里，叶公子高则被夹在齐楚两国君主之间，一去一回都有可能“受气”，所谓进退两难、动辄得咎。另外，与孔子给颜回提的建议有所不同，该故事重点强调的，似乎不再是臣子怎样保全自己的肉体生命，而是如何保持内心的平和。这倒不是说由于境况不同，孔子（庄子）不再渴望、不再关心官场中知识分子的肉体生命保全，而是因为在他看来，士臣的生命最终能否保得住，实在是自己无法左右、无法预测的事情。所以，不妨就此放弃对保命问题的焦灼期待，退而求其次，由“外”而“内”，转而只关注困危之中个人内在的精神安宁问题。这一方面，士臣经过努力，大概总算是能够自我控制的吧，虽然其实庄子也隐隐感觉到有些困难。
以上两个故事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庄子认为，无论在何种政治境况中，臣子都不能做事太积极、太认真、太有原则性，以免惹得君王不高兴，从而使自己遭罪。这么做，其原因只有一个：政治太险恶莫测、君王太难伺候；其目的也只有一个：务必保全自己（身或心）。
按理说，如果君命正当，做臣子的就应该以认真负责、积极主动的态度，力求圆满完成任务；而如果君命不正当的话，臣子同样要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献言、主动直言，以帮助君王纠正偏差。但在这个故事中，庄子却完全不提叶公子高领受的究竟是何种君命，他所关心、所讨论的至关紧要的问题只有一个：臣子怎样才能全身而退，或退而求其次，至少保持一份好心情。与此问题相比，其他的一切事情都可抛开，都不必挂念；即使迫不得已去做，也不妨得过且过，姑且应付了事。因为，陪君主玩政治游戏的惯例是：臣子如果太认真、太积极的话，别说好心情了，他连自己的小命都可能会被君王“革”掉。所以，何必认真、何必积极呢？
设身处地想想，庄子提出这些主张，确实是考虑到了庙堂之中知识分子的险难处境，而他希望实现的保全自身的意图，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便如此，庄子建议给士人的那种聊以敷衍、不负责任，只求自保、全无担当的处事态度和方式，无论如何都是圆滑苟且的代名词。并且，因为要保全自身而放弃责任，往重里说，终归是自私、是偷安、是苟全，这就更加显得不光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