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庄子的指斥，有些读者可能要为孔子打抱不平，他们会辩解或抗议说：看人应当看主流、看大体，得饶人处且饶人，孔子主张仁义，毕竟是想使天下太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日子的，并且孔子也抨击过残暴的统治者；对于这样的一个大好人，庄子怎么能把他只往坏处想，进而把他当做不可饶恕的恶徒来骂呢？往轻里说庄子是不是不太厚道了，往重里说庄子的内心是不是太阴暗？
对此，我的看法是，严格说来孔子本人当然绝非恶徒、强盗，而是具有社会良知和道义情怀的正直君子，他主观上并不想做一个助纣为虐的帮凶，因此庄子那样对待他，从人情上讲，的确有失片面、极端、偏激，不是很客观公正。但我们应当知道，庄子和孔子之间的矛盾，并非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个人对个人基于世俗琐屑的恩怨纠葛，而是立场迥异的哲学家之间的观念冲突，说到底是道家和儒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思想对立。同样，庄子骂孔子，也不是世间常见的两个无聊家伙之间，肆意无端的人身攻击或人格诋毁，而是一代道家宗师对儒家先圣的思想批判。这事儿不同于写年终总结，你好我好大家好，不痛不痒、一团和气，也不同于替先进人物上报推荐表彰材料，好事说尽，坏事一句都不提，讲究什么“为贤者讳”。
思想批判恰恰需要睁大眼睛，专挑对方的毛病，掘地三尺深挖背后的病根儿，并且把这种毛病的严重性以及它可能导致的恶劣后果，丝毫不落、明白无误地公之于众。在此过程中，决不能讲究情面，更不能只盯着对手的好处，否则便不叫思想批判。因为，一旦讲情面，或只会欣赏对手的好处，双方之间实际也就不可能发生交火了。
从大的方面说，没有硬碰硬的观念交锋，智慧的火花又将从哪里撞击出来？思想的进步又从何谈起？说到这儿，让我们姑且把庄子骂孔子这件事先放一边儿，请大家想象一下：在春秋战国时期，如果墨子不“非儒”，孟子不骂杨朱和墨子，荀子不骂遍天下十二个学派并且斥责庄子“不懂人事”，韩非子不把儒家徒众贬作全无益处、惟有大害的蠹虫，那么，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这一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最开放、最具创造性的辉煌场景，又怎么可能出现？
再说句儒家肯定不爱听的话，孟子在狂骂杨朱和墨子是“禽兽”时，以及后来朱熹反骂庄子比小人还小人时，他们又何曾厚道过？
鲁迅说得好：“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庄子那样想、那样骂孔子，也可以说是充满了“最坏的恶意”。尽量把权威的动机往坏处琢磨，把权威思想的社会后果往坏处推测，断然全然不相信权威所思所想及其所作所为的正确性、正义性，乃是一切精神型“愤青”最典型、最高贵的品质。放眼古今中外，有哪一个精神型“愤青”对于所谓权威不是采取极端、片面、偏激的批判态度，并且充满了“最坏的恶意”？鲁迅至死对敌手仍然坚持一个都不饶恕，其态度何等顽固！“超人”尼采则宣判了上帝的“死刑”，并要敲碎一切偶像，“重估一切价值”，其口气何等狂妄！
客观地看，谁能说庄子骂孔子的那些话，诸如知识分子用仁义换取名利富贵，君主以仁义之名而行强盗之实，在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社会中没有变成荒唐、不幸的历史现实呢？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不仅是儒家宣扬的仁义，任何本意善良的道德主张，乃至一切宗教戒条、精神信仰、学术思想等，如果是靠政府来推行，由政客或准政客来提倡，那么最后的结果一定会适得其反：要么虚伪化、工具化而彻底堕落，要么成为压制普通老百姓的手段和托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