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车上就预感到会染上这种病。抵达目的地时，琼果然病倒了，不久就严重脱水，最好的家庭护理也无济于事。这时，工厂主全家就像海豚把溺水的同伴拱到水面一样，以印度文明的特有方式对我们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观察了四天病情后，他们分秒必争地行动起来，有五六个家庭成员，与医学院的内科主任、工厂医院的主治医生和古吉拉特邦的秘书长一起，都挤到我们的屋里，他们急切地、神色紧张地讨论着 当然说的是古吉拉特语 然后征询我这个一家之主的意见，问我是否同意他们住院治疗的决定。工厂主精明能干的妻子，那个拥有许多强壮儿女的矮小母亲，带领她的三个仆人驱车前往医院，为一个外国女士把病房打扫得倍加干净。其他人带去了床单和鲜花。最后，这位母亲又用她的豪华轿车把琼接走。病人在这个家庭的安慰声中离开的那一刻是如此感动，以致忘了担心自己虚弱的身体。一位举止优雅、带领着一群年轻护士的“护士长”接管了病人，这些护士都是来自印度南部的叙利亚基督徒。在隔壁的房间，一个生病的小孩由他的父亲、母亲和两个健康的小兄弟照顾着，他们都睡在铺着草席的地面上。这样，“全家人”的灵魂就能赶走可怕的病魔。在脑海深处，我记得在某本书上读过，这位工厂主和他的妻子几十年前也曾救过甘地的性命，当时他病倒在阿赫梅达巴附近，身体非常虚弱，情绪也很低落。
沙罗白一家个个抱负远大，他们不否认自己很有钱，同时也会正确地使用这些钱：人们都称他们是阿赫梅达巴的美第奇家族美第奇（1389 -1464），意大利银行家、富豪、文艺保护人，创建了美第奇图书馆，开创了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 译者注（其间虽然明显存在一些细节上的差别）。不用说，他们的慷慨大方会使人产生疑虑，对我们的照顾也使一些人产生怀疑。然而，我和他们早就达成了协议：他们为我们提供住房、膳食和当地交通工具（在印度，这意味着一个仆人、一个厨师和一个司机）。富有的印度人经常为他们在旅途中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提供这样的方便，现在他们也习惯于为前来讲学或传播艺术的国外学者提供这一切。作为交换，我要主持一个有关人的生命周期的研讨会，为我和阿赫梅达巴有兴趣的印度人提供一次机会，来比较一下我们对于生命阶段的医学观念与印度传统的生命观的异同。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我们在安伯拉尔?沙罗白富丽堂皇的居所，和这个家庭里所有打扮一新的年轻人，一起度过了新年的灯节 德瓦里节。尽管尼赫鲁在电台暗示，这时放鞭炮会勾起人们对印度历史的痛苦回忆，但是整个城市依然分秒不歇地响着鞭炮声。在宽大的露台上，重复着封建礼仪的场面：仆人和花匠们打扮得五彩缤纷，同他们的家属站成一排祝福新年，有的人触摸他们主人的脚，有的人接受吉祥的祝福和散发的糖果。
于是，我们到隔壁去向安伯拉尔的姐姐、尊敬的安娜舒耶?沙罗白致以新年问候。一踏进她那简朴的府第，鞭炮声登时远去。这位圣洁而又平易的老人是甘地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她正在接待另一类人物。在她清凉、朴素的客厅里，坐着古吉拉特邦的劳工部长和这个城市的其他一些劳工领袖。他们都穿着白色的土布，戴着甘地帽，向这位坚强、现在却显得虚弱和超然的“劳工之母”致以新年的问候。墙上有一幅托尔斯泰的照片，是托尔斯泰签名赠给甘地，再由甘地转赠给安娜舒耶的。在它的旁边挂着一幅圣雄甘地的照片，他正在沉思。有人指点说，他当时坐在火车的三等车厢里。那些劳工领袖们看上去很富裕，也很能干。
后来安伯拉尔·沙罗白把我领到他建在高地上的一处房屋，在那里可以俯视到一片树的海洋，他把它借给我作书房，并告诉我 不是卖弄而是出于尊敬 泰戈尔曾在这里工作过。
在这个大院里做客可以让我们集中精力，同时当有了心情或必须前往时，又可以造访阿赫梅达巴城。黎明时分，可以看到乡间处处男人和男孩都带着小水罐，匆匆解手、洗漱。显然，妇女们赶在天亮之前就把这件事完成了。到了黄昏，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燃烧干牛粪的味道，牛粪是当地穷人能得到的唯一燃料。无论何时，当你周围的人打着赤脚健步如飞时，你都会感到自己步履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