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已经下了专文，要彻底清理地方政府的平台债务，可见兹事体大。
截至2009年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口径所统计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万亿元人民币。其中2009年新增投放万亿元，按照正常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进度，2010年货款余额或会上升10万亿元，2011年或有可能达到12万亿元，这是预期之内的。
当未来经济遇到波动时，平台项目正常偿付肯定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因为根据我们对全国110个城市平台债务的调查，只有约10 %的项目可以完全靠项目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而90%左右的贷款或多或少都需要土地开发权、地方政府财政安排等第二还款来源作为支持。
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未来中国银行体系不会出现不良贷款飙升的结果。因为，现行体制下，政府肯定是要保银行的。既然银行不承担偿付风险，处置不良项目的成本谁来承担？经济中只有四个部门：政府、企业、住户和金融部门，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宏观成本”—真正的风险所在。
因为政府有征税权、铸币权，所以不需要也不会去承担最后的成本。那只有住户部门来承担。
住户部门承担成本的方式无非三种。
一是平台债权私有化，这是一种风险对冲的安排。中国人民银行前不久号召要积极推进平台贷款的证券化，把集聚于中国银行体系的宏观风险社会化，一直是货币当局梦寐以求的事情。美国发生的事告诉我们，如果不控制杠杆率，分散和转移风险反倒会成了扩散和放大风险。
二是要长时间保持低储蓄利息率，银行部门可维系长时间的利差。这相当于住户部门实质性给银行部门注资，如此，银行至少能够为未来可能的坏账率上升争取时间和储备应对的弹药，同时低利率也会降低平台的真实债务。
三是变现其他政府资产（将政府企业股权、项目收益权等注入平台）以偿付平台贷款，而这些政府资产本就应该属于全民财富。从经济学意义上讲，这意味着住户部门福利受损，因为未来给私人部门的减税空间减少，住户部门会变相高成本地消费这些平台提供的所谓公共品。有经济学家经常讲，“我们是在做好事，我们不是在做投资，我们是在做未来的公共消费”。只不过这种消费多少有些强迫和高成本。比如，京津高铁一年得亏好几亿元；再比如，我们会花数百亿元在某两个大城市之间再修一条高铁，为的是节省十几分钟的行程。
未来经济增速和楼市决定正常偿付的风险
地方融资平台上的 万亿元债务，若按照70%的抵押率，意味着作为银行贷款抵押的土地的价值高达万亿元（假定土地估值准确），这一金额是过去5年（2005~2009年） 土地出让净收益（若收地补偿金占土地出让收入平均按15%左右）的倍。
另一种方式表达，以2009 年的土地出让收入来偿还这万亿元债务，需要年时间；以2008 年的土地出让收入来偿还，需要年时间。而且，这还不包括债务利息和未来两年平台余额要达到自然增长的峰值。
以上估算同时假定未来的土地出让收入将用于偿还当前债务。换句话说，将不会有多余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当然这是不现实的，如此怎么获得继续推进城市化所需的资金呢？
眼前现实的压力在于利息偿付。以2009年年末余额万亿元债务的平均融资利率为6%计算，2010年地方融资平台需要偿还的利息金额大约为4 500亿元。以2010年年末余额10万亿元债务的平均融资利率为6%计算，2011年地方融资平台需要偿还的利息金额大约为6 000亿元，2012年则将高达7 2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