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已经进入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阶段。
中国经济若想实现再平衡，没有捷径可走，只能让收入重新尽快从企业和国有部门的手中回到家庭的手中，使中国的消费增长速度不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这些政策可能蕴涵巨大的政治成本，需要考验决策者的勇气。
中国的国有部门和大企业完全依赖由国民间接提供的各种补贴。假如国有企业要支付合理的借贷利率，其利润将完全消失。有学者初步测算，中国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每年占有万亿元租金。政府从经济领域大幅地退出可能将极大地减弱决策者对于国家经济制高点的掌控。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改革性质不光是经济体制改革，更是政治体制改革。
纵观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大的社会利益格局调整总是在经历剧烈的社会和经济阵痛后才发生的。中国若连短期的经济正常减速都不愿意承受，又如何能完成结构转型？
中国的经济转型千头万绪，但是捋清楚了，其实非常清晰。
从宏观方向上讲，就是让收入和财富重新从政府和国有部门手中回到家庭。
从中观战略上讲，就是做城市化，只有城市化才能释放巨大的需求潜能。
2007年年底中国城市人口有亿，按官方统计年鉴的数据，城市化率达到45%，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的研究，中国的有效城市化率可能只有28%~35％。因为在中国的现有城市人口中，有近2亿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候鸟”。这与那些迈入人均国民收入3 000美元门槛的国家当时平均55%的城市化率水平，相距甚远。
可以简单测算一下，未来10年，如果目前这2亿城市的“候鸟”能够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他们每人从农村带出两个人融入城市的生活（妻子及儿女），这就有4亿人要进入城市，这样中国的城市化率就能够上升到65%。即便不考虑个人消费水平的增长，光城市化就能使中国的私人消费从10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万亿元，而2008年中国的出口为9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无论未来全球经济再平衡多么残酷，中国消费增长的潜能也足以将之抵消掉，并可以支撑中国可持续较高速度的增长轨道。
大胆想象一下中国城市化所能释放的需求潜能吧！如果4亿现在年收入只有700美元的人一下子提升到5 000美元城市人的生活水平，那么中国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将提升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中国经济实现消费需求转型的战略逻辑就在于此，中国的国家潜能也在于此。
从微观的改革操作层面讲，必须扫除阻碍宏观和中观战略顺利实施的体制障碍。虽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很多，但是攻坚点却只有两个：一是垄断，一是资产泡沫。
有学者形象地描述，当下中国经济中只有“一个半”产业是市场经济，另外“一个半”则是政府垄断经济。第二产业和半个第三产业是对私人部门开放的。即便在半个第三产业里也是非主体行业，比如商品批发与零售、公路及内河航运、餐饮、旅游服务以及建筑等。第一产业受制于土地制度的安排，开放权限有限；而第三产业的主体行业，诸如金融、主体运输（从公路网到铁路运输，从航空到远洋运输等）、电信、电力等，受到“垄断”力量的控制，私人资本无法涉足或集聚。实际情况可能还远不止于此，当下国有部门依托要素资源的优势、资本的优势正在大肆进入第二产业中攻城略地。
从微观机制上讲，国有部门经济是典型的代理人经济，代理人经济的利益激励是倾向于使产业流程内部化，越大的规模、越大的营业收入，越符合代理人的利益最大化；而私人部门经济倾向于通过使社会化大生产的流程解构、外包来提升效率，使得基于制造业的现代服务业（如现代金融、物流、信息和法律服务等）迅速衍生和发展，从而创造出就业需求的指数级增长，城市化依托于此方能大幅地推进。
当下行政垄断力量扩张的态势会从根本上摧毁城市化的根基。
另一个拦路虎是资产泡沫形成了对中国城市化的巨大约束。作为城市化的“古典模式”，先是大大小小的老板“进城”，在大小城市安家落户。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成千上万的打工者，他们也渴望在城市安居乐业。而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严重脱节，成千上万的乡村老板的确率先进了城，并在城市购房买地落户生根，但跟在他们后面的打工者却无力购房，只能“望房兴叹”。打工者要么依然奔波于城乡之间而“离乡不离土”，要么以“农民工”身份屈居城市“边缘人”之列。“古典城市化”路径到此打住了。
我们说中国未来城市化的提升空间是中国楼市长期向上的最大基本面。可是这么高的房价，农民工又如何真正进得了城呢？
坦率地讲，政府一念之间即可戳破当下的楼市泡沫。尽管楼市泡沫破裂会造成巨大的短期动荡，但从大格局上看，如果用楼价50%的下跌换取城市化率30个百分点的提升，是非常值得的。
（根据2010年1月28日在浙商证券年会上的演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