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行业在拥有超额利润的同时，却基本不分红。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从2007年才开始要求部分国有企业象征性地按照税后利润的10％或5％分红，而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业企业的分红水平在50％以上。即便如此，分红的钱也大多直接进了国资委的金库中，也就是说这些钱不可能通过转移支付变为家庭收入的增长，而只能变成国资委攻城略地的“再投资”。
不触动分配领域的核心改革，可能什么也变不了
面对百年一遇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以惯常的工具予以回应—即在已经破纪录的高投资率上再加一剂巨额投资，以期抵消掉外需的崩塌，甚至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业，从而使中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财政和信贷扩张的冠军。
这些财政和信贷支持对提升净消费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工厂继续开工固然有助总体消费，因为就业率得到了暂时的保证，然而更多地投资生产部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些投资的唯一经济目的在于增加未来产能。
用加速的基础设施投资来保持高就业的方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也没有解决中期消费过低的问题，而仅仅是把难题的最终到来推迟了数年。如果用贷款修建的基础设施由于利用率严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资，就会导致银行系统发生坏账。中国家庭也很可能会再次被迫通过缓慢的工资增长和低储蓄利率的形式为这些投资埋单。产能过剩的继续放大只会使中国面对全球及美国消费收缩时更加难以应对。
中国政府渴望带动国内消费，但如果家庭被迫支付银行资本结构调整的代价并且继续为无利可图的投资潮埋单，家庭消费将不可能增加。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一个长期依赖出口的国家要转到消费型经济需要多年调整。最终，唯一有效增加对国内消费依赖的途径是扭转收入分配，让转移到国家和垄断企业部门的收入重新回归到家庭。
中国政府显然认识到了经济内部的生产过剩矛盾正在日趋尖锐，也很明白目前用加大投资的办法保增长会与未来产能的更加过剩产生矛盾，所以政府已经把抑制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作为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政府的确是在做“调结构”的事，但从现行的政策中并没有看到太多可能改变既有利益结构的方向。
一方面压抑过剩产能，一方面抬升消费，希望能由此改变总供求失衡的态势，但是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这四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环节中，如果问题出在分配，那么只单独在生产和消费两个环节做文章，而不触动收入分配领域的核心改革，可能什么都不会变化。
绕开分配的改革而去压制产能，将会产生新的过剩产能，其逻辑是压产能—失业增加—收入下降—消费下降，甚至可能由于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只能被赶进虚拟的死胡同而导致资产泡沫化，或者大量外流，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同样，绕开分配的改革刺激消费，短期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在刺激政策导致的消费高峰之后，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不可能真正提升消费率。自2009年汽车、家电销售井喷之后，2010年汽车、家电库存大幅上升。
经济转型的拦路虎：垄断和资产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