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在较小程度上还有经历过纳粹统治的西德），战后历届政府均对一些关键经济部门实施国有化，使之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但即使在这些混合型经济体中，私人资本主义部门仍占据了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在所有的西欧国家，经济增长实际上都成为一种社会性的执著观念，因为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期望实现远远超过以往的增长率。
当持续的经济增长导致劳动力短缺时，西德和其他国家就开始引进外国劳工加入本国的劳动大军。土耳其人、希腊人、南斯拉夫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意大利人（多数来自意大利南部）作为“客籍工人”被请进来。仅联邦德国一国就来了450万名工人，其中约有半数是土耳其人，他们不再返回祖国，而是经常形成大片的、不接受同化的聚居区。战后欧洲殖民帝国纷纷瓦解，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前欧洲殖民地的移民也大批涌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支稳定的移民潮从印度、巴基斯坦、西印度群岛和非洲流向英国。而法国则吸收了来自其前北非殖民地，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大批移民。荷兰成为许多印度尼西亚人的家园。后来政治难民也从越南和亚洲其他地区来到欧洲。新欧洲人往往混合了不同的文化、宗教、种族和肤色。清真寺成为欧洲城市的寻常景观。客籍工人和移民成百万地涌进欧洲，后来导致了新的社会冲突和社会不满，在经济状况欠佳时尤其如此。大型移民社群越来越多，导致新的、经常具有种族因素的社会摩擦，考验着种族和文化上日益多元化的欧洲社会的适应性和宽容度。
战后的婴儿潮以及至少1300万移民和难民的流入，在1945-1970年间使西欧的人口增加了25%。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西欧人的出生率开始趋于稳定，西欧的人口也开始显示出长期下降的趋势。
就在战后的这些年里，福利国家迅速扩张，其速度远远超过1914年前其发展的萌芽期，也远远超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扩张速度。战后各国政府纷纷将社会目标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将法国抵抗运动纲领上所说的“更公正的社会秩序”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所谓“更公正的社会秩序”包括：获得适当工作机会的权利；政府在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提供补偿救济；对老年人提供社会安全保障；免费或者有补贴的医疗；通过累进税实行财富和收入的再分配。福利国家旨在提供普遍性的保护，而不像早先时代那样局限于穷人和弱势群体。政府、管理方和劳工在投资和增长的问题上都有共识，这三者之间的有益互动使得社会政策目标在50年代和60能够成功实现。直到多年以后，从70年代末开始，另一种观点才开始形成声势：所有这些社会福利方面的权利已经变得过多了，对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构成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