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柏林危机与北约建立
1948年春天的时候，团结一致的政府凭借着共和党占优势的国会在对外政策上给它的强有力的支持，以卓越的一心一意开始着手要消除笼罩在欧洲的共产主义威胁。两年之内，这个威胁就被解除了。但是，制订这一外交政策的美国官员们却分裂了：曾经批准这一政策的国会调过头来反对政府，政府则竭力抵挡关于共产党已渗透到其内部的指控；而这时美国发现自己正在亚洲而不是在欧洲打一场惨烈的战争。这种窘境不是在1950年突然出现的，而是由1948—1949年间的政策逐渐形成的。
1948年3月，随着国会批准马歇尔计划，英、法以及比荷卢三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在这项防务安排中，每个签约方都承诺：一旦其他签约方遭到攻击，将“力所能及地”以全部军力和其他方式实施援助。杜鲁门为这个条约欢欣鼓舞，随即参议员范登堡和接替艾奇逊担任副国务卿的罗伯特·洛维特（Robert Lovett）在沃德曼公园饭店（Wardman Park Hotel）的套房里夜以继日地起草一份国会决议，以为美国介入欧洲联合的新局面铺平道路。5月19日，范登堡决议案在国会抛出，它在草草表达了一下对联合国宪章的尊重之后随即转向实质议题：依据范登堡所喜爱的联合国宪章第51款，要求建立一个美国将在军事上参与的地区性安排。6月11日，该决议案在参议院以64比4轻松通过，之后洛维特开始为起草最终协议而与欧洲领导人举行为期三个月的一系列会议。但会谈刚开始，就受到两件大事的冲击：在欧洲，柏林封锁严重地考验着西方的团结；在美国，则在总统竞选期间爆发了关于对外政策的大辩论。
柏林封锁根源于1945年和1946年的一系列事件，当时四大国联合管制委员会（Four Power Allied Control Council）的破裂便使得统一德国不再可能。苏联人一直希望建立一个处于自己的卵翼之下的统一但非军事化的德国；或者如莫洛托夫在1946年对贝尔纳斯所言，在俄国得到足够的工业赔偿之后，统一的德国可以保持中立地位。然而美国人却强调，西欧的繁荣依赖于德国工业的复兴。如果德国不可能统一的话，西方至少可以促进英法美控制的德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并把该地区整合进新的欧洲共同体中去。从2月到6月，三大国外加比荷卢三国在伦敦断断续续地召开了若干会议，就这一问题达成了一致。鲁尔地区（Ruhr）丰富的资源将被置于西方国家的联合控制之下。 6月底，伦敦会议着手推行货币改革，以制止疲弱的马克在德国和西柏林造成的通货膨胀和猖獗的黑市交易。
对于苏联人来说，这是一场迫近的危机。西方的行动显然旨在接受和利用德国的现状。但是，苏联人的欧洲政策是基于一个被削弱的、不属于西方阵营的中欧，而随着马歇尔计划的通过和对西德的重建，这一政策的失败迫在眉睫。更糟的是，斯大林面临的前景是在苏占区深嵌着一个复兴的西柏林。就在这时，这位独裁者的权威突然间又遭到了来自共产主义阵营内部的挑战。
铁托与斯大林在东欧的其他追随者很不一样。作为一位游击队的领袖，他曾经成功地抵御了纳粹的侵略，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南斯拉夫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此时的斯大林和其他共产党领袖则越来越只靠少数精英集团来巩固权力。铁托的国家不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与苏联接壤，而是接近地中海地区。铁托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毫无疑问的。他是共产党阵营里唯一一个完全支持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领导人。尽管如此，铁托的民族主义也是毫不含糊的。当斯大林开始要求南斯拉夫完全遵守新的经济和互助条约时，铁托却拒不从命。斯大林在暴怒之下宣称：“我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完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