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是这么说，但南斯拉夫的秘密警察却比斯大林的要强。这位苏联独裁者试着要发动一场国内政变推翻铁托，但却徒劳无功。然后斯大林在1948年6月召开了一个共产党情报局特别会议，把南斯拉夫赶出了共产主义阵营，理由是它“采取了民族主义路线”。铁托不仅成功地挑战了斯大林的权威，而且也宣告了斯大林的一个核心假设的破产，即世界分为“两个阵营”，任何所谓的第三种力量都只是资本主义的外衣。铁托动摇了斯大林的权威和理论，他由此成为一个挑战苏联对整个东欧的控制的范例。正当6月中旬斯大林准备把强加给铁托的许多罪名公诸于众的时候，西方盟国开始挑战斯大林的对德政策了。斯大林的第一反应是在东欧发动血腥的清洗来根除羽翼尚未丰满的铁托们。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共产党集团中大约每四个共产党员中就有一个被整肃。
斯大林接下来试图切断240万西柏林居民和西方的联系。6月24日，苏联人停止了西柏林和西德之间的所有地面交通。西方大国此前从未协商出一个协定来保障这些交通权利。苏联人现在拒绝承认三大国的理由——西方对于柏林的占领权以及此前三年一直使用西柏林与西德之间通路的事实，已经给了它们可以无限制使用高速公路和铁路的合法权利。6月28日，美国做出了回应。除了几个内阁成员，杜鲁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这件事便做了决断，据福莱斯特尔的回忆，总统的原话是：“我们得挺住，完毕！”马歇尔国务卿把这项决定与斯大林的政策框架做了一比较，发现有一种怪异的相似性：“我们面临着选择，要么在柏林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要么接受对欧洲的其他政策都失败的后果。” 很明显，多米诺理论在铁幕的两边都是有效的，而德国就是第一张骨牌。
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空运，向西柏林输送的补给量很快就达到每天万吨，最后一共持续了324天。斯大林的赌注下得很大，但杜鲁门也是如此。7月份，杜鲁门调遣了专门执行投送原子弹任务的B-29轰炸机两个飞行大队去往英国。此举动显示，无论对核武器的垄断在多大程度上使得美国政府可以平衡预算以及削减常规武器，但是并没有减少其炫耀武力的能力和意愿。总统向福莱斯特尔和马歇尔明确表态，尽管他也祈祷不要走到非得使用原子弹的地步，但是“如果必要的话，大家也都不必想不开，他是一定会这样做的。”杜鲁门说出这番话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各大报刊的首脑们召开了一个会议，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在柏林爆发战争，美国公众将会认为扔下原子弹是必要的。五角大楼对这些话信以为真，于是要求对核武器的控制权由总统那里下放到军队手中，以便做好使用的准备。在这里，杜鲁门划下了底线：他不想“让一些彪悍的陆军中校来决定何时该投掷原子弹”。当洛维特传话到华盛顿，说美国驻柏林司令克莱（Clay）将军的神经“现在像钢簧一样紧绷着，”杜鲁门的这个决定更显得意义重大。
1948年5月中旬，杜鲁门进一步显示了他手中的总统大权，尽管这在更大程度上是在他与共和党人之间不可避免的政治战的背景之下发生的，而不是在与苏联可能爆发的核战争的背景之下。5月14日下午6点多，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之后没多久，这位总统就承认了以色列国。杜鲁门是在拒绝了他自己的军事和外交顾问的建议之后做出这项决定的。几个月以来福莱斯特尔一直告诫说，以色列正在就巴勒斯坦的归属问题和阿拉伯人打一场血腥的战争，如果承认它将会导致美国在中东失去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