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把股市的某些表现看成是赌场也不为过。细想一下，传销性质的股市与赌场还真是相似。去赌场的人虽然也想赢，但输的准备还是有的。充满“庞氏骗局”的股市，到处都是美好的希望，入场者输的思想准备比赌场小得多。而且由于充满希望，往往容易投入全部，甚至超额投入。而在赌场里，更多人由于有输的思想准备，比较容易控制自己。因此，在充满“庞氏骗局”的股市传销中被骗，往往比在赌场输掉更痛苦。在我看来，股市的每一次大涨大落都是一轮“庞氏骗局”的结束。周期性的出现，不过是新一轮骗局的开始。因此，只有在新骗局开始的时候，抓住见底的机会，让自己成为“庞氏骗局”队列中排在前面的人，才有可能捞到好处。但是，小股民能得到的这种好处，与股市“庞氏骗局”操盘手相比，太微不足道了。而且，这一轮骗局游戏中小股民也许赚了，很可能在新一轮的游戏中，就被扫荡一空。也许，这番话说得过分了。但是，只要股票价值严重脱离了企业的真实利润水平，只要股市疯狂地背离实体经济的真实价值，它就是“庞氏骗局”。
当年，殖民者为了赚钱无视道德，或者设置双重道德标准，随心所欲地为我所用，今天的金融家依然如故。两位力挺自由主义经济的美国教授，在他们的一本书里，讲了一个例子。这本书叫《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副标题是“捍卫金融市场自由，创造财富和机会”。书中说，美国出现了一种“圣餐”（Viatical）证券，这是一种针对人寿保险而产生的金融衍生物。比方说，很多人买了人寿保险，有些后来得了大病，例如艾滋病。艾滋病不能进入商业医疗保险，只能自费。治疗艾滋病费用很高，得病的人有些不富裕，他们从哪里获得治病的钱呢？于是，有人就想到了他们的人寿保险单。人寿保险单是指人死了之后，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一笔钱。但是，人没死就拿不到这笔钱。“圣餐”证券的概念就是，病人把自己的人寿保险单卖给“圣餐”证券持有人，就可以在生前换得现金，用来治病或养病。
人寿保险单因为在人死之后才能兑现，因此，作为一种金融资产，人寿保险单的流动性很差。而“圣餐”证券的出现，使得本来缺乏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可以加快转换，这也算是一种金融创新。这种创新名义上使得不太富裕的危重病人获得了融资的渠道和可能。粗听之下还挺人道主义的。但是，稍微多想一下，就会发现问题。人寿保险单在人死之后兑现的金额是固定的，“圣餐”证券买卖人寿保险，一定要低于人寿保险单上的保额，才有可能在兑现时有利润。那么，如果病人治病的费用超出了最终的保额怎么办？“圣餐”证券向病人支付现金会有一个上限，总是不会超出保额，否则就赔钱了。而赔钱的买卖没人做。因此，“圣餐”证券最理想的状态是，刚支付没多少，病人就死了。这样的话，兑现的保额与支付的现金之间的差额最大，获利也就最多。这就带来一个商业利益与公共道德的尖锐冲突：持有“圣餐”证券的人，无不希望病人早点死，快点死。一旦医疗技术可以延长病人的生命，“圣餐”证券的价值就降低了。病人多活一天，对于该证券持有人来说，简直就是又抢了他一天的钱。
“圣餐”证券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的道德批判。但是，金融创新的推动者们并不受此影响。他们认为，针对单个的病人，会因为单个病人的不同状况，而产生道德负疚。如果把很多人寿保险单捆绑起来，根据整体的、综合的情况来确定“圣餐”证券的市场价格，情况就会改变。首先，商业风险因平均化而降低了；其次，面对单一病人的道德负罪感，也可以被面对社会的善举所取代。事实上，虽然打包的人寿保险单变成综合的“圣餐”证券，似乎避免了盼望某一特定病人早点死的状况，然而，从整体上说，人们也可以认为，为了让“圣餐”证券这个金融创新获得最大效益，证券持有人更希望所有卖出人寿保险单的病人全部早点死，他们甚至不愿看到医疗技术有新的突破。他们道德负罪感的降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自我标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