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要么是美国的朋友，要么是美国的敌人”
美国政府“非左即右”的二元思维，使得政府权力得到强化，先虚构一个敌人，然后以保护民众为理由，获取更多的权力。二元思维是美国式的政治腐败，为了权力而欺骗美国民众。消灭萨达姆，就是其中的一例。
有一种思维方式，我称之为二元思维。举例来说，凡是美国的必好，凡是非美国的必坏。只有美国代表了人类最美好的一切，批评美国就等于与美国为敌，就等于是要维护人类最落后的一切。小布什总统在对伊拉克开战之前曾经对全世界说：“要么是美国的朋友，要么是美国的敌人。”这个表态是美国二元思维的典型，它依靠自己的强权，极大地限制了他人的自由。不幸的是，许多中国人也严重沾染了美国这种二元思维的恶习。
那么，美国的二元思维是如何产生的？
二元论思维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其出发点是对美国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当时美国的一些思想家发现，自由主义思潮中，包含着西方世界自我毁灭的因子，它会导致虚无主义，导致精神的自我矮化。在自由主义强大思潮中，人们无所禁忌，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在怀疑一切的观念中，所有神圣、庄严的事物都消失殆尽，一切价值观和精神真谛都成为取笑、逗乐、咒骂的对象，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不复存在。当时美国一些思想家意识到，这样一个自由主义泛滥的世界，没有信任，没有信仰，没有凝聚力，美国社会将在这样的自由主义中慢慢腐烂。
自由主义所导致的虚无主义，在小说《红楼梦》中就有体现——要么追逐眼前的快乐和现实利益，要么看破红尘远离尘世。当然，《红楼梦》中的态度，并不是中国古代社会应对自由主义的主流态度。但是，《红楼梦》至少提供了一种解决自由主义自我腐烂、自我毁灭的方案，那就是宗教。中国的宗教与西方的宗教不同，基本上是出世的，所谓剪断烦恼丝。而西方的宗教对世俗生活的控制和操纵很大。虽然启蒙运动后，西方宗教地位大大降低了，但其思维方式并没有彻底消失。于是，美国的一些思想家针对自由泛滥的局面，提出了一种类似宗教思维的解决方案。
这种方案就是把美国，或者扩大一点，把西方社会当成人类进步的唯一代表，而反对西方的，就等于是落后的、野蛮的。他们从西方理论中抽象出自由、民主、法制、科学几个概念，仿佛这是西方独有的，非西方社会只有专制、独裁和愚昧。这样的一种观点与现代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想结合后，落实到美国，便形成了美国式的民族主义国家神话——美国肩负着抗击全世界一切邪恶的重任，美国就是一切正义、善良、美好的化身。之所以说这种二元思维与西方宗教一脉相承，是因为它建立了类似西方宗教里正统和异端的鲜明区别，以人为的思想概念划分界限，并且自我制定划分的标准。界限两边就是敌我双方，只有你死我活的关系。
在西方宗教中，一个宗教的内部只有虚幻的美好，所有的邪恶都是宗教的敌人。演变到美国式的二元思维中，美国自己在一个虚构的世界政治体系中，自我任命为一切光明的化身，在善恶两极化的世界里，仿佛美国驱逐了一切恶，还必将战胜一切恶。宗教体系中偶像崇拜的耶稣、上帝，在二元思维中变成抽象的几个概念，恰如法国启蒙运动时要建立的“理性教”，抽象的概念代替了具象的耶稣，抽象的概念坐上了绝对正确、至高无上的信仰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