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这种二元思维，最初成果是制造了一个冷战。但是，冷战有一个明确的敌人，因此，其抽象概念的绝对神话还没有充分体现，反而被冷战的具体对抗所掩盖。然而，美国的民族主义国家神话已经因冷战而确立了。之所以说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是站不住脚的，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在冷战期间，美国二元思维遭受的最大挫折就是越战。越南战争之初，美国政府、思想界、舆论界开始营造的氛围都是美国要拯救世界。而事实上，随着越战的进行，美国拯救世界的神话彻底破灭，包括美国人自己都清晰地看到，美国非但没有拯救世界，反而是制造灾难的元凶。我们现在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随着越南战争的进行，美国的二元思维遭遇了最大的失败。自由主义重新蔓延，反战、性解放、吸毒、嬉皮士运动紧密结合，自由主义再次成为美国社会动乱的代名词。二元思维中空洞的正义失去了对民众的欺骗魔力，个人主义的信仰自由，公共道德的丧失，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社会如一盘散沙，内部蕴含严重冲突的因子。
如果说世俗社会二元思维是美国的创造，那么，在美国政治领域，还有一个古老传统，这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也称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当二元思维破产、自由主义重新蔓延的时候，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走到了美国政治的前台，其代表人物就是基辛格。他不在乎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在乎非此即彼的对立，只遵循一个原则，就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基辛格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愿意同苏联缓和，愿意同伊拉克发展合作，极力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与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政治相比，二元的美国思维，其实就是一种幼稚的理想主义。然而，正是基辛格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政治，缓和了自由主义泛滥的危机，也掩盖了二元思维的失败，使得二元思维得以东山再起。
如果说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政治是要维护世界的平衡和稳定，以便美国保持其最大的现实利益，那么，当稳定的世界关系使得美国的现实利益难以有重大突破时，二元思维便又有了市场。它可以利用冲突、制造冲突，而打破美国利益的瓶颈。里根时代是美国二元思维再次大行其道的重要时期。里根时代的二元思维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原先美国极端保守的宗教团体，都号召信徒反对美国现实政治的堕落，拒绝参加政治投票。但是，自里根时代以后，美国最保守的宗教团体开始号召信徒投票支持某一位候选人。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小布什总统时代。如果说，在伊斯兰世界原教旨主义开始抬头，并发挥重大影响的话，与此类似，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也开始走到了政治的前台。
二元思维在美国现实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军事力量的强大。为了反对自己制造出来的敌人，美国必须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相反，基辛格所代表的美国现实主义政治，则开始了裁军、限制核武器等政策。到了里根时代，现实主义政治随着尼克松的丑闻而遭遇挫折，二元思维重新抬头。以星球大战为标志的想象中的世界大战，导致了一场新的军备竞赛。而里根时代的一个重大事件，彻底强化了二元思维的胜利，这就是苏联的瓦解和东欧的剧变。
柏林墙倒塌似乎意味着美国二元思维最重大的胜利。苏联和美国，曾经被描绘为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一个是上帝的所爱，一个是魔鬼的温床。苏联的瓦解使得美国自我标榜的正义形象迅速高大起来，一扫越战失败所造成的阴霾。苏联的失败就等于证明了美国二元思维的胜利。从此，美国被虚构成一切美好和正义的化身，便有了一个最重要的例证。美国的政客和媒体连篇累牍地宣传美国所肩负的拯救人类的使命，而且，只有美国才能拯救世界，只有美国才是世界未来。这种宣传深刻影响了美国民众以及美国之外的很多人，也包括很多中国人。里根时代以后，这种二元思维又有了新的发展，一直延续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