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被人们描述为"21世纪主要威胁"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并不总是这样。实际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使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看到了未来中国将带给他们的巨大利益，中国也接受了这一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西方满腔热情、迫不及待地要与中国进行合作，中国人腼腆地把关注的重点从工人的劳动条件上移开了。最终，中国人被划入了戈宾诺在他的《人种不平等论》中定义过的一个类别，在这个类别里，工人们永远操劳忙碌但却缺乏想象力。他们响应了"国际劳动分工"，但这种"国际分工"，就像在殖民主义盛行时期一样，总是对发达国家和他们的工业有利，并且使那些人口大国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很自然，新中国诞生后的30年时间里政治上的传统至今在人们的思想中依然存在，但是看到中国完全地彻底地放弃这种意识形态的希望还是很大的--20世纪80年代所有的迹象都使中国看起来在向这个方向前进--这对一个服从于西方利益的自由经济模式是有利的。没有什么能使人预料到会出现如此速度的经济增长。关于中国"觉醒"的传说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面对经济上如此惊人的巨变以及她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西方人开始用异样的眼光观察中国，回忆起"黄祸"这个论题，并意识到了他们错误的分析。当时的中国，已经认识到其经济在世界上要不断开放，同意向想要迅速从她的发展中获得利益的外国资本及企业敞开大门，并谋求获得还在孕育中的大国地位。无论其他地方是怎样，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强的影响，似乎证明了这种对中国的认识是正确的，而且她也愿意承认。当时还存在种种缺点，要走的路还很长。这种国际上对中国的承认，从那时起在20年的时间里，在经济外交领域的所有国际组织和机构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表现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并经历了中国与美国、欧盟的平等对话。然而对于西方人，特别是对美国人来说，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对于真正的统一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而统一的进程本可以解除中国所遭受的武器禁运惩罚。很多美国官员，特别是新保守主义者，在他们的观点里把中国政治体制中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和彻底的无神论联系在了一起。一个这样的体制只能是扩张主义的并且是威胁到世界和平的。原始的救世主式的摩尼教不能设想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它主宰着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定位对布什政府来说表现在中国从克林顿时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变成了"战略竞争对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