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世纪西方就开始流行"黄祸论"
阿兰·佩雷菲特在他的那个时代把拿破仑·波拿巴那句真实的广受争议的名言（事实上是作者阿兰·佩雷菲特本人捏造的），当成了极具冲击力的标题，从而成就了他在出版业上的成功："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会为之震撼"。如今这句话在欧洲被重新称作adnauseam拉丁语，发自内心的憎恶，译者注。旨在揭示中国带来的威胁。今后在这句话的基础上还要加上"黄祸"这个被反复谈论的词语，19世纪末以来这个词在拥有亚洲殖民地的国家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德国，第一次出现了gelbe Gefahr 这个说法，用来指die Bedrohung der weissen durch die gelbe Rasse (黄种人给白种人带来的威胁)威斯巴登著：《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1969年版。。"黄祸"这个词在当时经常与一些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说法联系在一起，它们包含了一些用来形容昆虫的隐喻，因为其人口密度已经使那些东亚大国不堪重负。今天，这些说法很难直接被人接受，但在用所谓玩笑的口气描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她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时"中国象征新的黄祸吗？"，Alternatives ，2005年10月26日；"黄祸？"， Plus Loin，2005年7月3日；"奥林匹克精神vs霸权的确认 : 姗姗来迟的黄祸? "Afrikara.com，2004年9月14日；"中国：新的黄祸？"， Le Devoir，2005年10月19日。，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发现了它们的身影。实际上，这些都是关于中国的文化主义的观点，是由对中国政治和历史的不了解，基于意识形态的思考和最终的判断混合而成的。流行的口头禅是经久不衰的，并为有关中国的惊人发展的争论提供了原料：中国人发现自己被赋予了一些与生俱来的优点和缺点，这使他们成了"特别的"民族。他们灵巧，顺从，善于仿制别人发明出来的东西并达到几乎相同的品质，但是缺乏想象力……在戈宾诺伯爵或厄内斯特·勒南 19世纪法国作家，文化种族主义神学家。最好的著作里，有成套的形容词来说明他们的活动，即使有关词语比以前更加谨慎。如此一来，在中国建成的商业中心都是"华而不实"的，中国的某个大众作家只是"狡猾的文笔拙劣的人"《中国会成为我们的噩梦吗？》，第192页。，文化演出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维持不断创新"，手机使用者"尤其喜欢在公共场合玩弄手机，并很可能一个电话也不打"(而在其他国家里所有相似的情况都只是纯粹的巧合)。中国人的增长消费变成了"几亿个个体令人厌恶的大量消费"，娱乐场所诸如电影院或卡拉OK不遵守安全标准，"只要这灯红酒绿能让不知情并且渴望找点乐子的顾客一见钟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近来越来越多的对中国发展的诋毁，总是把那些人们在发达国家同样也可以看到的现象或行为归咎于中国，就好像是中国的特产一样。
贪污腐败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特有的现象吗？2005年由国际透明组织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印度、韩国在贪腐方面是亚洲的头两名（中国也难逃调查的法眼），意大利、法国和希腊占据了欧洲前三名的位置。卖淫、无家可归者、工作非常不稳定的劳动者、数百万工人社会保障的缺失、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确实都是中国政府要解决的，但它们并不是中国的改革所特有的。如果说少数民族确实在职场上要比汉族人面对更多的困难，美国黑人失业者的数量则是白人的两倍（10.4%对5.2%）。25年来中国有3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而美国的劳动者发现对于没有接受再教育的工薪族来说，他们的年工资在19731999年之间下降了大约4500美元。一直是超级大国的美国，2005年在军事上的花费超过4000亿美元，作为失业增加和保险金激增的结果，4100万美国人享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社会规划的不安全性》，载《世界外交》杂志2004年10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美国和英国在发达国家中聚集了数量最多的童工（大约200万）。美国人权观察组织(HRW)估计有30万到80万名儿童被美国的农场雇佣，他们每天的平均工作时间经常超过12小时。菲利普·科恩说他在中国某个负责垃圾处理的地区遇到的医生承认，垃圾处理的原因之一是害怕工人中癌症发病率的上升维多利娅·里斯金,迈克·法莱尔著：《榨取童工的血汗》，载2000年10月12日《洛杉矶时报》。。在美国，HRW看到的是"大约10万名儿童每年都要忍受在美国农业部门工作所带来的伤病。长期接触农药对人的影响还没有被完全被了解，但它们与癌症、脑瘤、大脑损伤、畸形儿的出生都有关。最近在HRW的一次采访中，那些在农场中干活的儿童描述说"他们在被毒药弄湿的田地里工作，并且中了暴露在附近农田的粉末状农药的毒"。41岁的菲利普·科恩与HRW所描述的情况有根本的区别吗？问题绝对不在于否认中国社会经济所存在的问题的重要性，而是要认识到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只有短短的25年时间，比美国晚了一个多世纪。后者至今仍然忍受着社会和经济的弊端和不正常。以他们的发展水平，这些都是早该解决的问题。当美国在19世纪初开始他们的工业革命时，全国只有不到600万人，一个世纪之后也只有7600万人。中国的改革在25年中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从现在起超越了所有已知的经验；我们没有理由对这种发展感到惊慌，而是要尝试理解其中的优势与不足。其他在中国之前经历过崛起的国家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应，譬如日本或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但如今这些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做出的贡献非常重要，并且它们的崛起最终对西方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