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2)

文字的简便化

汉字笔画繁、字数多、读音乱、检索难,合称“四难”。针对汉字的“四难”,文字改革运动提出“四定”的对策:定形、定音、定序、定量。

定形。异体字要统一,印刷体和手写体要接近,要以清晰、易认、易写的简化字为规范,这是清末就提出的要求。初学文字的小学生、扫盲学员、以及文化较低的广大群众,普遍希望简化笔画。1935年,上海掀起“手头字”运动,选定三百多个手头常写的简体字,在15种杂志上公开使用。同年,南京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法”,包含324个“社会上比较通行的简体字”,准备以后还要继续公布。可是,遇到反对,第二年就收回成命了。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字案》,简化字初次得到正式推行。这个方案规定515个简化字和54个简化偏旁,后来类推成为《简化字总表》(共2,235字)。这些简化字极大部分是“古已有之”,这时候只是把“俗体”提升为“正体”,如同“白话”取代了“文言”。简化字已经在中国大陆普遍应用于教科书、报纸和杂志。新加坡采用简化字之后,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华人学校也先后采用。

书法不受简化的限制。古代书法家常写简体字,王羲之的《兰亭序》中有三分之一是简化字,欧阳询的《九成宫》中有六分之一是简化字,可见古人不认为简化和书法艺术有矛盾。

有人担心简化会破坏传统文化。从篆书到隶书的“隶变”大大简化了汉字;久已通行的草书和行书大大简化了汉字。这些简化没有破坏传统文化,从它们继承而来的简化字,怎么会破坏传统文化呢?

定音。民国初年开始汉字“读音统一”工作,字典一律用字母注明标准音,代替反切。50年代开始“普通话审音”工作,统一“异读词”的读音。定音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但是,只有普及普通话才能彻底实现“读音统一”。

定序。在要求快速检索的信息化时代,汉字的“定序”问题有更加突出的重要性。“部首法”和“笔画法”都难于适应自动快速检索的时代要求。1918年公布“注音字母”之后,开始有了利用字母顺序的“音序法”。在《现代汉语词典》使用拼音字母的“音序法”排列正文之后,大型出版物如《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也采用“音序法”排列正文。这是“定序”方法的新发展。

定量。字数太多、字无定量,是汉字难学难用的主要原因。在难于减少字量的今天,可以用“分层使用”的方法,减少学习和使用的不便。现在,汉字分为“常用汉字”(3,500字)和“通用汉字”(7,000字),前者用于小学教育,后者用于一般出版物,此外为“罕用汉字”,用于古籍和专门性的出版物。还可以再分出“初学用字”(1,000字),作为学习汉字的起步,这就是“千字文”的传统。经验告诉我们,与其学多而不能用,不如学少而能用。汉字的使用频度是不平衡的,少数汉字常用,多数汉字罕用,这叫做“汉字效用递减率”。把握这个规律,改进用字的方法,可以逐步减少用字数量。

注音的字母化

汉字积累到6万的大数,可是缺少一套字母。1918年公布以古汉字为基础的“注音字母”,开始“注音的字母化”。从此,字母代替了“反切”。1928年又公布“国语罗马字”,采用国际通用字母。1958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简称“拼音”),继承和更新“国语罗马字”。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汉语的字母从“民族形式”到“国际形式”,从“国内使用”到“国际使用”,从“国家标准”到“国际标准”,一座沟通中国和世界的文化桥梁建成了。

“字母”不是“文字”,这是大陆和台湾的共同政策。有人害怕拼音把中国分裂成为几十个国家,那是杞人忧天。拼音拼写普通话,推广普通话只能加固团结,不会形成分裂。

“拼音”成为国际标准之后,它的用途逐渐扩大。在信息化时代,它是接通国际信息网络的必要手段,这一作用的重要性,在电脑和手机时代,越来越明显。在电脑上输入拼音,以“语词、词组、成语、语段”作为单位,能够自动变换成为汉字,不用字形编码,这是汉字输入技术的重大发展。

中国的语文现代化包括少数民族的语文建设。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用三十多种文字,50年代以来对应用不便的文字按照具体情况进行了整理、修订或改革。其中“新壮文”已经印上人民币。

在“汉字文化圈”中,日本首先努力于语文现代化的建设。明治维新(1868)之后,普及日本国语,进行假名规范化,实行全面的汉字注音,发起罗马字运动。战后进行公文改革,规定法律和公文限用常用汉字,公布法定的日语罗马字(训令式)。日本重视减少用字的数量,字数减少了,简化笔画就容易了。日文已经从汉字中间夹用少数假名,变成假名中间夹用少数汉字。“汉字文化圈”各国都在进行语文的现代化。

二次大战以后,新兴国家有一百多个,它们有的需要建立国家共同语,有的需要制订文字,有的需要更新旧有文字,有的需要大量充实词汇。发达国家在组成新的共同体时候,也发生语文问题。一门研究语文宏观问题的新兴科学产生了,叫做“语言计划”,又译“语文规划”。“语文规划”是世界性的文化运动。中国应当参考世界各国的经验,根据中国自己的具体情况,实行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的语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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