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今天正在积极进行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要赶上工业化和信息化两个时代。适应国家现代化的需要，语言和文字要有相应的发展。全国人民要能相互直接通话，免除方言的隔阂。文章要写得明白如话，念出来大家听得懂。汉字要整理和规范化，减少学习困难和使用不便。注音要用字母代替反切，统一汉字读音。少数民族要根据具体情况改进或创制文字。在电脑上要利用拼音输入汉字，使中文方便进入信息互联网络。这一切叫做中国语文的现代化。
社会的演变和语文的演变是密切关联的。秦并六国，统一天下，实行“书同文”政策；“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说文》）。这是古代的社会演变引起了语文演变。鸦片战争（1840）打开闭关自守的清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由震惊而觉醒，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同时，掀起了中国语文的新思潮。这是近代的社会演变引起了语文演变。
辛亥革命（1911）以后，一个语文现代化运动从酝酿进入实践。这个运动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和名称：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手头字运动、少数民族新语文运动等。语文现代化在前进过程中，有高潮、有低潮，有新旧争论，有左右摇摆，不断在“尝试与错误”中提高认识和开展局面。综观一系列运动的要求，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语言的共同化，文体的口语化，文字的简便化和注音的字母化。
语言的共同化
孔子教弟子读书，不用家乡的山东土话，而用当时的共同语“雅言”。后来，历代都有共同语，称为“通话”、“官话”。古代的共同语不要求有严格的标准音，使用者只有少数人，主要是官吏和行商。现代的共同语要求有严格的语音标准，并且把普及共同语作为实行全民义务教育的条件。这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础工程。
民国初年，规定以多数省份共同的汉字读音为国音标准。当时的流行看法是，共同语只要能够“通词达意”就好了，不必要求标准划一。不久，通过实践提高了认识，知道标准必须统一，学习可以逐步渐进。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规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进行细致的汉语规范化。
共同语的名称，清末民初称“国语”（国家共同语）。20世纪50年代称“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1982年的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全国共同语）。新加坡和海外华人称“华语”（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名称不同，实质相同。
共同语的推广工作，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蹒跚前进，时起时落，可是总的来看是一浪高似一浪。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高潮，50年代又是一个高潮，高潮在各省又彼此不同。台湾光复以后普及了国语，做到所有的学校以国语为校园语言，所有的公共活动以国语为交际媒介，这是台湾和大陆一体化的重要步骤。“推普”以学校为重点，利用广播和电视，90年代达到接近普及普通话，可是各地水平参差不一，有不少“推普”的薄弱地区，今后还要进行认真的工作。
文体的口语化
文明古国都有书面语（文言）和口语（白话）的矛盾。口语不断前进，而书面语停滞不前，越来越离开活的口语，阻碍了语言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唐宋时代，佛教用接近口语的“变文”和“话录”传播教义，因为口语能够深入群众。清末维新运动者提出“我手写我口”、“崇白话而废文言”、“白话为维新之本”。1919年掀起以白话文运动为先锋的“五四”运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白话由此取代文言成为文学的正宗和教科书的正式文体。小说和论说文章都写成“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文。白话文运动不仅是文体的解放，而且是思想的解放。
但是，二次大战之前，白话文运动还遗留有一些空白区。例如公文程式仍旧用“等因奉此”的文言，直到50年代才实行“公文改革”。这时候，报纸的半文半白“新闻体”也改为明白晓畅的口语。此外，报纸、杂志和各种正式出版物从直行改为横行，以便配合科技术语和数学公式。90年代在“弘扬华夏文化”的热潮中，出版了多种大规模的“古书今译丛书”，这是白话文运动的延伸。
文体改革引起“好古家”的强烈反对。“五四”运动之后不久，掀起一个“文言读经”运动。他们攻击白话为“引车卖浆者言”，“以鄙俗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甚至滥用权力，强制教科书恢复文言。但是，历史的车轮在前进，复古风一度吹过，终于烟消云散了。
在今天“信息化”时代，“言文一致”的文体改革增加了新的时代任务。“多媒体”把传递书信的电信技术（电传）、传递语言的传声技术（电话）、传递形象的视听技术（电视）合而为一，给语言和文字提出新的要求。语言要求规范化，讲出来大家听得清（文体语）；文字要求口语化，读出来大家听得懂（语体文）。语言和文字要能够即时自动相互转换。词汇要求共同化。各个地区之间的词汇差别，译名和术语的分歧混乱，不再是“有趣的”现象，而是“有害的”现象了。为了使“言文一致”的白话文成为信息化时代的适用文体，还要继续进行语文规范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