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心里大声疾呼：“这地方太美了！我算来着了，真不枉我写的‘血书’!我要为我的理想而宣誓：永远扎根下去，绝不辜负老师和亲人们的嘱托与希望！”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回忆起学校里那一幕。
在北京第一百八十中学的教室内里，班主任韩老师，一脸的苦相和忧愁地，抚了抚用胶布粘着腿的近视眼镜，念完了十几名同学的名字，被念到名字的同学，一个个得意洋洋的站起身来，还没等老师冲他们说话，我满脸怒气地也站起身来，大声质问道：“韩老师，为什么没有我？”
韩老师没理我，只是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坐下，我一脸的不服气，可还是坐下了。
韩老师冲站着的同学们大声说道：“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送他们光荣地到祖国的边陲，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教室里响起了一阵掌声。之后，那十几名同学，在我们剩下同学羡慕的目光中，兴高采烈地走出了教室。
“老师为什么没有我？”还没等韩老师说话，我又站起身来。
韩老师抚了抚眼镜，用一种平时很少见的，极其温和的口气对我说：“坐下吧！”
我没有坐，脸上淌满了泪水，内心充满了抗拒和不服。
韩老师又抚了抚眼镜，多少有些无奈地说道：“你年龄还小，明年再去也一样，再说，学习文化，掌握知识，一样可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理想不在这里！”我固执地说道。
韩老师什么话也没说，我看出，他的脸上掠过一道阴霾，心里正经历着一场暴风雪，可他当时究竟在想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
见他不说话，我灵机一动，伸手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来，把右手拇指放在嘴里使劲儿一咬，随着一阵钻心的疼痛，一丝热乎乎的，并带有咸腥味的血，顿时冒了出来。
我很快用热血写就了一份《决心书》，双手捧着，离开座位，走到韩老师面前，把血书放在讲台上，冲表情沉重的韩老师说道：“如果我去不了，书也不念了！从此再也不会踏进教室一步！”说完，背起书包，在余下的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离开了教室。
几天后，在北京永定门火车站的站台上，父亲拉着我的手说：“建国！家里不用你掂着，你的性情我知道，主意一定，九牛也拉不回！到了地儿好好干，我是个售货员，收入低，你妈又有病，全家七口靠我一人，唉！没办法儿！”说着他掏出三十元钱，硬塞给我说：“少了点，拿着吧！”
“爸？用不了这么多！”我说。
“拿着吧！”说完，他擦擦眼泪，没等车开就离开了车站。
我望着他的背影，眼泪不知不觉地滚落下来。
列车一声长鸣，把我和我的亲人们拉远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三十元钱是父亲背着我和生病的母亲去卖了血。
第六章
牛车上，唐向红优美而嘹亮的歌声打断了我的回忆，也把我拉回到了现实。
老孔也把手里的一本早没了封面的苏联小说放在一边儿，从怀里掏出一把口琴来，很认真地为唐向红伴奏。
大胡子金杲跳下车去，随手踩了一把地上的野花递给唐向红，跟唐向红一起唱起了《卡秋沙》。
栗氏兄弟在车上掰手腕较劲儿，哥俩红头胀脸，谁也不服谁。
在牛车的尾部还坐着一位姑娘，不过，她不是知青，是山梁村第四生产队派到我们第四知青组做饭的社员，名叫兰花。她的叔叔就是小矬子陈望山。
我那时对她还不是很了解，只是听说：她的老家在河北邢台，六六年大地震使她变成了孤儿，投身到了叔叔陈望山家，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她小小的年纪就养成了一种任劳任怨、逆来顺受，从不过度奢望的内向性格。
此时此刻，她一语不发地坐在牛车的尾部，头微微低垂着，可眼却遥望着远方，似乎在听着什么或在想着什么，可谁也不会留意她，也没有人会注意她在想什么。
她的无比粗糙的小手，放在盛满冷水的大塑料桶上，已经分不出什么颜色的方格罩衣上，沾满油迹；不怎么梳理的头发上，也沾着点点的柴火末；脸上仅有的一点小姑娘的雉气，也被苦闷和忧伤占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