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是社会之一部分，人类之一群体，背景上浮动着世道人心的退化。
这本小说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1948年再版，1949年三版。
据杨绛先生说，《围城》还没有全部完稿时，已在《文艺复兴》月刊连载，引起很多读者关注，“急不可待地盼着下一期杂志出来，先睹《围城》”。当然，读后感很是多样。好评如潮中，有人附会索隐，认为书中的孙柔佳就是现实中的杨绛；有人讥讽《围城》是“香粉铺”、“活春宫”。这类负面评价引起了共产党的文艺理论家巴人先生的愤慨。他在报端发表文章说，谩骂《围城》的人不是共产党人，他是代表共产党发表该文。据说巴人这篇文章一出，讥讽、批评《围城》的人立时“偃旗息鼓停止攻击”，其威慑力相当可观。
从1949年到1979年，国内似没有再印该书，也不怎么提它，倒是旅美的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给了很高评价，引出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文革”结束后，中国出版界对《围城》再度关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该书，钱锺书在“重印前记”中表示感到意外，并说夏教授对《围城》的评价“过高”。
新版《围城》的热卖，把钱先生又一次变成了热门作家。当时一位朋友新开了“文革”后三联书店第一家分销店，所进该书一下卖光。随后，这位朋友的一位朋友出差北京，背回的全部辎重，是装得下被褥的那种军用背包的满包《围城》。
当年《围城》初版时，就激动过大批仰慕者，曾有知名教授夫人主动上门欲与作者结交。三十年后《围城》重出江湖，一向爱处“荒江野老”之境的素心作者，又续前缘，不得不频频应付众多读者的来信和登门，由此流传出“觉得鸡蛋不错，何必认识下蛋母鸡”的传说。由书引起的热闹中，钱先生的低调处事形象得以更广泛地流传。尽管杨绛在《围城》附录中多处讲丈夫的“痴气”，仍难掩其巧妙应对世俗热闹的智慧与才气。
书中随意挥洒的横生妙趣、无处不在的幽默讽刺、明里暗里的弯弯绕、高级的愚蠢、精致的庸俗、了无痕迹的算计、不动声色的心机，以及深至“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那些潜意识的夹缠交错……没有足够的智慧才情，哪里驾驭得了？钱先生在序文说得明白，他要写的是社会之一部分，人类之一群体，背景上浮动着世道人心的退化。描绘如此丰富的乱世场景，细致入微的精神现象，“痴气”当然起了很大作用，匠心却也必不可少。光说作者痴，难解其中味。夏志清教授自然要比我等能更深地体察《围城》至味。他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当是见道之言。
钱先生眼光高，责己严。尽管人称“鸡蛋不错”，他自己对《围城》并不满意。初版时，本该照例献给夫人，无奈总觉得“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