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杜普森，他到底看过手稿中的几个觉悟。他说只看到头两个。他告诉我，三个星期前他听到这部手稿出土的传言，于是匆匆赶到秘鲁，就在那次短暂的旅程中，他接触到这两个觉悟。
“我一抵达秘鲁，就遇到几个人。他们向我证实手稿的存在，但打死都不敢多谈这件事。他们说，政府已经失去理智。任何人只要拥有手稿的副本或散布关于手稿的消息，就会受到政府威胁，安全变得毫无保障。”杜普森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听他们这么讲，我心里有点慌。后来旅馆的一个服务生告诉我，他认识的一位教士常常谈到手稿的事。他说，这位教士正在设法阻止政府查禁这件古物。我忍不住好奇，就跑到这位教士的私人住所去。据说，他大半时间都待在这间房子里。”
杜普森显然注意到我脸上流露出惊讶的神色。“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吗？”他问道。
“我的朋友——把手稿的事告诉我的那位——就是从一位教士口中得知手稿的预言。他不肯透露自己的姓名，但我的朋友有机会跟他谈到第一个觉悟。我的朋友原来跟他约好再见面，但他一直没有出现。”
“可能是同一个人，”杜普森说，“因为我也找不到他。房子已经锁上了，看起来挺荒凉的。”
“你一直没有见到他？”
“没有，但我决定到周围看看。屋子后面有一间旧仓库，门没锁，我一时心血来潮，就决定进去找找。在一堆垃圾背后，墙上一块松脱的木板下面，我找到手稿提到的第一和第二个觉悟的翻译本。”
他向我眨眨眼睛。
“那你是碰巧找到的啰？”我说。
“对。”
“这次到秘鲁，你有没有把那两个觉悟的翻译本带在身边呢？”
他摇摇头：“没有。我决定把这两个觉悟彻底研读一番，然后交给我系里的同事。”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第二个觉悟大概讲些什么？”
杜普森沉默良久，然后微微一笑，点头说：“我想这就是我们会在这儿见面的机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