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雷马什维利写道：“他的野心已经达到如此高度，所以他的成绩远远超过我们。”倘若真是如此，这句话也只适用于一个很短的时期。格卢尔吉泽说，在正教中学的课程中，“约瑟夫爱好普通历史和逻辑学”，对其他课程的研究只求考试及格。他对圣经的感情冷淡下来以后，就对凡间的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问题发生了兴趣。他得到高年级学生的帮助。戈戈希亚说：“他们发现了能干而且勤学好问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开始和他交谈，并为他提供书籍杂志。”格卢尔吉泽也说：“书籍是约瑟夫形影不离的朋友，他甚至吃饭时也手不释卷。”一般说来，如饥似渴地读书是萌芽时期的显著特点。等到晚间最后一次检查结束、教士们熄灯以后，这些年轻的阴谋家就拿出暗藏的蜡烛，在摇曳的烛光下把整个心灵浸沉在书里。约瑟夫熬夜读书的时间很长，开始露出病容和睡眠不足的样子。伊雷马什维利说：“当他开始咳嗽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夺过他的书来，把他的蜡烛吹熄。”格卢尔吉泽曾经追述正教中学学生暗中狼吞虎咽似的阅读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莎士比亚、雪莱,里别尔特的《文化史》,俄国激进主义宣传家皮萨列夫……的情况,“有时我们在教堂做礼拜时也躲在椅子后面读书”。
格鲁吉亚民族文学作品当时给沙夏的印象极为强烈，伊雷马什维利曾经描写过这种革命气质最初爆发的情况。在这种气质里，清新的理想主义糅杂着陡然觉醒的野心。伊雷马什维利追忆说：“沙夏和我经常谈论格鲁吉亚的悲惨命运，我们被诗人肖塔·鲁斯塔维利的作品弄得如醉如痴……”《卡兹别克》的格鲁吉亚作者写了一篇传奇故事《努奴》,这篇故事的男主角柯巴成了沙夏模仿的对象——受压迫的山民在反对沙皇当局的斗争中由于叛徒出卖而失败，丧失了他们仅剩的一点自由；山民起义的领袖为祖国、为妻子努奴牺牲了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从那时起，柯巴“就被沙夏视若神祇……他希望成为另一个柯巴，一个和‘柯巴’同样闻名的战士和英雄……”约瑟夫把这位山民领袖的名字当做自己的名字，不愿意别人用任何其他名字叫他。“当我们把他叫做柯巴的时候，他脸上容光焕发，充满自豪和快乐。沙夏把这个名字保持了许多年，他开始为党写文章和进行宣传时用的第一个笔名也是柯巴①……甚至现在，格鲁吉亚所有的人还把他叫做柯巴或柯巴-斯大林。”官方传记作者丝毫没有提到年轻的约瑟夫对格鲁吉亚民族问题的热烈兴趣。在他们的著作中，斯大林一出现就是一个炉火纯青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初期那种幼稚的“马克思主义”里面，模糊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柯巴”这种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和平共处是不难理解的。
伊雷马什维利还对约瑟夫的心理状况提出了虽然带有事后评价性质的、然而非常贴切的看法。他说，约瑟夫“随时随地只看到消极的、坏的一面，根本不相信人们有理想主义的动机或属性”。青年时代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一般总还蒙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这种观点在约瑟夫的青年时代已经表现出来，后来更成为贯穿他整个生活的中心思想。正因为如此，尽管他的性格还有其他显著特点，在历史进步时期，当群众的大公无私和英雄主义等最优秀的品质被唤醒的时候，斯大林总是默默无闻的。相反地，在自私自利、背信弃义等品质得到体现的反动时代，斯大林的冷眼看人的、多疑的性格和他善于迎合人们最恶劣的天性的特殊能耐就得到了充分施展的余地。
约瑟夫·朱加施维里不但没有像他母亲梦想的那样成为教士，而且连一张可以为他敲开某些省立大学的大门的文凭也没有拿到。关于这种情况发生的经过和原因，现在有几种难以调和的说法。显然是为了消除自己在1923年写的回忆录造成的不利印象，阿维尔·叶努基不泽在1929年写的回忆录中写道，约瑟夫在正教中学的时候开始阅读具有不良倾向的禁书。他的违法行为没有逃脱督学的目光，所以这个危险学生“逃离了正教中学”。官方的高加索历史学家贝利亚告诉我们，斯大林是“因为不可靠而被开除”的。当然，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类似原因开除的情况并不罕见。看来奇怪的是正教中学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至今尚未发表。前面提到的纪念牌至少是一种迹象，对文件的命运绝口不提则是更显著的证明，说明这些文件既没有焚于火警，也没有在革命年代的风暴中散失。把文件扣压起来不予发表是因为这些文件包含不幸的事实，还是因为它们会驳倒后来制造的某些传说呢？
最常见的说法是，朱加施维里因为领导一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而遭到开除。斯大林在正教中学的同学，一位不很可靠的证人叶里萨贝达施维里告诉我们，“在斯大林指示和领导下组织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有“100名到120名”正教中学学生参加。如果这种说法指的是洪水遍野，整个当局已经完全仓皇失措的1905年和1906年，也许还是可信的，但是就1899年的情况来说，这个数字完全是想入非非。如果这个组织真拥有这么多的成员，问题就不可能仅限于开除，宪兵的干涉将很难避免。然而约瑟夫不仅没有立即被捕，而且在离开正教中学以后还保持了将近3年的自由。因此，对所谓斯大林被开除是因为组织了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说法必须断然予以拒绝。
约瑟夫是1890年，在他11岁的时候进正教预备小学的。4年后，他进入正教中学，1899年离开这个学校。因此，他在正教学校总共住了9年。格鲁吉亚人成熟得很早。戈戈希亚写道：约瑟夫离开正教中学时已经成年，“没有文凭，但是对生活已经具有明确而坚定的看法”。研究神学的9年对作为一个人的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他的性格、思想方式和作风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影响。
朱加施维里一家和他们周围的人都说格鲁吉亚语。他的母亲甚至到老还不懂俄语，他父亲的情况不大可能有什么两样。儿子只有在学校的时候才念俄语，而学校里大多数学生又都是格鲁吉亚人。俄语的精神、自由奔放的特性和内在的节奏是约瑟夫从来没有学到的。此外，他是在正教学校那种矫揉造作的气氛中被迫学习这种异族语言来代替自己本民族的语言的。他把俄语的表现方法和经院哲学的信条一同吸收进去。俄语本身他是学会了,但是对他说来，这种语言并不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的天生的、不可分割的精神上的器官，而是用来表达属于异族的、令人憎恶的神秘主义的一种人为的、外来的工具。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对这种语言更不可能熟悉起来或融会贯通，准确地运用这种语言或加以发挥，因为他习惯于用语言掩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俄语对他来说不仅永远是一种夹生的、当做权宜手段使用的语言，而且比他自己感觉到的还要糟得多，拘泥而刻板。
不难理解，约瑟夫从内心和宗教断绝关系时起就感觉学习讲道和祈祷是无法忍受的痛苦。难于理解的是，他怎么能够在这样长一段时间里过着双重生活。如果我们相信沙夏早在13岁的时候就曾经用达尔文的学说反对圣经这个故事，我们就不能不得出结论，从那时起整整7年期间,他研究神学的耐心是很大的，虽然热情愈来愈低。斯大林本人认为，他是15岁或16岁开始具有革命世界观的。他抛弃宗教的时间完全可能比他转向社会主义的时间早两三年。然而即使我们承认两种变化发生在同时，我们仍将看到，这位青年无神论者对正教的神秘观点的钻研整整继续了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