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更生动，而且更接近真实情况，是其他回忆录望尘莫及的。他把和他同名的人①描绘成一个身材瘦长、肌肉发达和满脸雀斑的孩子，非常顽固，难于接近和任性。无论是指挥游伴，还是扔石子或爬山，他总是能够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沙夏显然是大自然的热烈爱好者，不过他对自然界的生物却缺乏同情，对人或动物的怜悯是和他格格不入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哭过。”——“沙夏对于同伴的喜怒哀乐只会挖苦嘲弄。”和激流冲击过的石块一样，所有这一切可能经过记忆加润饰，然而并非虚构。
伊雷马什维利说，约瑟夫的反叛行为早在哥里念书时就已经开始。他无疑是犯了一个错误。据说，沙夏因为领导学童抗议，特别是用嘘叫起哄来反对“令人痛恨的督学布蒂斯基”，所以几乎每天都要受处分。然而官方回忆录的作者们——这次并没有任何预定的目的——却说约瑟夫在整个这些年代甚至在态度上都是一个足资楷模的学生。戈戈希亚写道：“他一般是严肃认真、坚持不懈的，不喜欢胡作非为和恶作剧。他一做完作业就赶忙回家。人们总是看见他在埋头读书。”据同一位戈戈希亚说，学校每个月都给约瑟夫发津贴。如果对上级，特别是对“令人痛恨的督学布蒂斯基”有任何不恭敬的地方，这种津贴是十分不可能的。其他所有回忆录作者都认为，约瑟夫的反叛气质是他在第比利斯正教中学念书时期形成的。然而就是在这个时期，也没有人提到他参加激烈的抗议风暴的任何事例。伊雷马什维利和其他某些人对个别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记忆错误，显然是因为所有的当事人都认为第比利斯正教中学是正教小学的直接继续。除伊雷马什维利以外，任何人都没提到约瑟夫领导嘘叫起哄的事。这一点较难解释，这纯粹是记忆的偏差吗？是否约瑟夫的确曾经在某些“音乐会”上起过一种隐蔽的，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作用呢？这种做法和这位未来阴谋家的性格也是毫不矛盾的。
约瑟夫是什么时候和他父亲一辈的信仰断绝关系的，现在还无法确定。据同一位伊雷马什维利说，沙夏暑假期间和另外两个学童喜欢在乡村教堂里唱歌，虽然当时——即在学校高年级的时候——他已经超过虔信宗教的年龄。另一方面，根据格卢尔吉泽的回忆，13岁的约瑟夫有一次曾经对他说：“你知道，他们是在欺骗我们。上帝是不存在的——”约瑟夫暗示他曾经读过一本书，从中清楚看出“关于上帝的谈论完全是胡扯”。这是什么书呢？“达尔文。你一定得读读这本书。”提到达尔文就使这件轶事带上了令人怀疑的阴影。生长在一座落后城镇里的一个13岁的孩子不大可能读到达尔文的书并从中得出无神论的信念。根据斯大林自己的说法，他是15岁走上革命思想的道路的。这就是说，他已经到了第比利斯。诚然，他可能在此以前就和宗教脱离了关系。但是同样可能的是，和斯大林同样从正教小学升入正教中学的格卢尔吉泽把日期搞错了，提前了几年。对学童的残暴行为是以上帝的名义干出来的，否定上帝的存在无疑并不困难，无论如何，把教员和整个当局的道德依据从他们脚下抽掉，就使为否定上帝所必需的内在力量得到了报酬。从此以后，他们就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力气大就横施残暴。无论这次谈话发生在什么地点和时间，是在哥里还是一两年后的第比利斯，沙夏的生动的说法——“他们是在欺骗我们”——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内心世界。
正教中学的教学方法具有耶稣教徒为了钳制儿童的灵魂而创造的方法的一切特点，然而采取的形式更原始,更粗暴，因此更无效果。但是主要的问题在于当时国内的情况很难培养忍气吞声的驯服精神。在俄国几乎全部60所正教中学里面，都有些学生——多数是在大学生影响下——甚至还没有机会穿上教士法衣就拒绝充当教士。他们对经院哲学充满蔑视，阅读富有教育意义的小说、俄国激进报刊和阐述达尔文和马克思学说的通俗读物。在第比利斯正教中学，从民族主义和一般政治源泉得到滋养的革命激情已经具有一定的传统。这种激情过去曾经通过和教员发生尖锐冲突、公开表示愤怒,甚至打死校长的形式爆发出来。在斯大林进正教中学的10年前，西尔威斯特·季布拉泽曾经殴打教员，因为这个教员用轻蔑的口吻谈到格鲁吉亚的语言。季布拉泽后来成为高加索社会民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老师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