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08年8月份之前是国际金融危机第一阶段的话，那么，2009年7月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和之后的“金砖四国”首脑峰会似乎向世人释放了另一个信息：国际金融危机可能正在告别全球流动性恐慌的第二阶段，现在应该尽早考虑“后危机时代”（从现在开始属于走出危机的第三阶段）世界经济该如何跨越失衡发展的模式，走上富有活力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一、寻求无通胀的“退出”模式。
为了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对本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多数国家都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向市场注入了规模巨大的流动性，通过改善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来改变市场悲观情绪，扭转2008年由于流动性恐慌而出现的银行惜贷、资产通缩、投资无助、消费疲软等严峻局面。但当各国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好转，市场信心缓缓提升之际，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再次有了抬头的迹象！
此时，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挑战有所不同，欧美国家主要是因为不能及时拿出流动性输入机制的“关闭”方式（比如国有资产能否在市场上卖出一个“好价格”等），从而导致通货膨胀高企的局面，逼迫货币政策采取强硬的180度掉头的方式，这对刚刚复苏的经济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有些经济复苏慢的国家会面临 “滞胀”状态，这种状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如果不能得以遏制，就会波及其他经济已经复苏的发达国家。
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生产能力和增长的空间很大，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货币流动性的压力，但大宗商品价格因为投机资本的猖獗再次高企不下的可能性依然不小，这种迹象在2009年7月已经出现。这对于那些外向依赖性大、经济复苏程度低的国家而言，打击可能是巨大的，由此会收窄世界经济发展的空间，不排除实业投资回报率因为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而明显下降，导致实业部门的资金再次回流到金融市场，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甚至不良企业恶意圈钱的问题会再次困扰所在国的监管部门。
总之，“后危机时代”最先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再次抵御在应对全球性流动性危机的过程中“迫不得已”埋下的通胀风险！
二、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对美元体系的信赖危机。
“后危机时代”给各国政府带来的最严重的挑战是如何改变造成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因素和增长模式，它包括：全球统一和谐有效的监管制度和合作体系的建立；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世界经济失衡发展的增长模式的调整；能够带来双赢效果的经济一体化的推进等。
在发达国家，信息披露制度、会计审核制度、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机制、激励相容的公司治理机制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改革正在得到充分认识，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和优化也在积极地推进之中。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就会影响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就会因为大众对金融服务的过度警觉和信赖的缺失，而造成长期投资成本上升和金融市场价格过度波动。这也不利于储蓄的提高和资本的形成，不利于扭转过度消费和过度透支的失衡格局。当然这也不利于欧美国家技术创新所需要的金融资源保障。
发展中国家则是要继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利用经济一体化的外部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序健康发展。困难主要来自于世界经济失衡导致外部市场缩小。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在“后危机时代”以前长期赖以生存的美元价值体系会不断恶化，而能够取代美元或美元体系的另一个国际货币体系还没有准备好。于是，发展中国家双边之间都在加大合作力度，以突破货币体系扭曲所带来的增长制约问题。事实上，中巴“货币互换”模式也呈现了新兴市场国家摆脱美元主导货币体系约束所释放的智慧。双方各自用自身的货币去购买对方国家的货物和服务，再将获得的对方国家的资金到对方国家进行实业投资，从而保证国际收支相对平衡，以避免货币头寸盈余所带来的保值和增值的麻烦。发展中国家还多元化自己的外汇储备结构，用美元去购买工业化所需的资源和技术，用美元鼓励自己的企业到国际资本市场通过资本运作来扩大海外发展空间，同时让自己的主权基金等在海外市场寻找其他币种资产或非美元国债的替代金融产品，以增强本国外汇储备的财富价值。当然，“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会继续吸引外国企业到本国投资，以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和以前不同的是，平衡发展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的产业政策将会被更加重视。
三、中国应探索制造强国和金融强国双向发展战略。
作为经济发展规模已位列世界前几位的国家，如何提高发展的质量、建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匹配的增长模式，已经成为我国减少外贸和投资摩擦、缓解就业压力、降低增长代价（高污染、高能耗）无法回避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