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在2009年3月18日作出了收购1.15万亿美元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的决定。这次大规模的“输血”计划主要是用于购买7 500亿美元由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最高1 000亿美元的机构债券，并且将在未来六个月内最高再购买3 000亿美元的长期政府债券。这一举措向海内外释放了如下几个重要的信息：
首先，危机所造成的“流动性恐慌”特征在美国依然十分严峻，世界经济已经“见底”的乐观判断可能为时过早。因为影响市场流动性的个人和企业信贷利率以及企业债的风险“溢价”高居不下，如果不及时抑制这种流动性恐慌的势态，实体经济经受外部冲击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自我恢复甚至造血复苏的可能性也会越来越小。所以，美国政府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比如财政部集中精力处理住房抵押贷款关联证券等“问题债券”，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则参与处理“问题贷款”，而美联储负责为这些防止经济继续“失血”的努力提供所需要的“弹药”。
其次，“流动性危机”造成的大量“失血”问题在美国也十分明显，这可能会使美国政府的输血努力付诸东流。由于市场对未来资金成本高企不下而带来经济收益每况愈下的悲观预期，人们通过政府注入流动性的“有利时机”，拼命提高贷款利率或企业债的收益率以补偿未来可能缺失的流动性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于是，这样的预期就会产生巨大的“流动性陷阱”，无论注入多少资金都无法使市场流动性进入良性循环！甚至很多机构和企业的高层冒天下之大不韪，利用合法的公司“收入合同”，尽可能地在公司破产到来之前去“淘空”企业的流动性。因此，美国政府在“输血”的同时，如果控制不了上述的“失血”问题，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没有任何产生“造血”功能的可能性，而且，还会给美国经济自身带来滞胀的灾难，甚至在全球化的环境中给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增添极大的麻烦。当然，不可否认，一旦市场能对未来形成“乐观”的预期，那么，“输血”行为不仅不会产生“失血”的市场动机，而且，很快就会令“造血”功能复苏。
最后，为了巩固已经出现的一些“造血”迹象，美国政府想通过乘胜追击的“救市”手段来扩大自己的政策效果。2009年3月以来，美国的新屋开工指数和就业率都在一定程度上好于市场的预期，但是市场的资金成本依然高居不下。于是，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政府的努力所带来的微薄的经济效益立刻就被市场的流动性恐慌行为所吞噬。所以，为了实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美好愿望，美联储毅然决然地开动了印钞机——不顾这一举措对他国利益的影响和可能对未来经济产生的负面后果，孤注一掷，释放巨大的流动性以期待市场“造血”功能的早日恢复！当然，美国政府在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之前做出这样的举措也是为了避开世界各国对美国救市行为可能产生的约束效果，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拿出一份较为满意的救市成绩单，在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上争取大家更多的支援。事实上，由于美国国际集团的丑闻，各国政府都在反思拿本国纳税人的财富去填饱贪婪者的钱囊是否“合理”。
虽然，美国政府的这次输血行为和“消毒”战略，还是在努力联合私人资本以达到其提高救市效率的目的。但是，不管它能带来多大的经济效果，它至少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以下几方面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一，由于在零利率环境下的扩张型货币政策和国债市场的介入战略的实施，必然会影响美元的走势和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在短期内，会造成美元的疲软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降低，这将直接影响到石油美元和商品美元国家的外汇财富价值。在中长期，由于美国目前大量的财政赤字和消费投资行为所决定的贸易逆差结构，美元的中长期疲软也是由它的这一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至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稳定性就要取决于美国政府目前的救市政策效果以及世界经济复苏的程度。总之，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中国美元外汇储备的价值会受到美国这一货币政策的严重影响。
第二，美元的疲软必然会增加新兴市场国家本币升值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是通过两大渠道来形成：一方面，美国市场持币观望的资金会大量流入投资收益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造成后者流动性泛滥，这使得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币需求被肆意抬高，不利于其本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尤其是美国零利率和数量型扩张的货币政策，很容易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形成美元套息交易的投机行为，这一点与21世纪初由日本零利率政策所导致的日元套息交易在全球造成流动性泛滥的格局如出一辙。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在进行汇率和资本管理市场化改革的国家而言，其所面临的流动性冲击的挑战将会十分明显。利用好外来的流动性，并保持国内金融体系健康发展将成为我们今后应该积极应对的一个挑战性课题。另一方面，本币升值的压力会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企业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一定的冲击。由于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外依存的程度较高，短时间内进行调整也会有一定的困难，再加上中国经济整体的状况相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具有更高的投资价值，所以，人民币相对于其他货币的升值压力，在美国事实上“赶出”美元资金的零利率政策下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如何保证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出口部门效益的“软着陆”，将是我们需要尽快解决的又一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