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肯尼迪说，他最终收到了我的第二封来信。第一封信显然不知送到哪里去了。他声称，希望自己在那个春末可以到伦敦，到达时他会联系我。他的声音热情友好，我感到一股希望正在涌动。或许借着他的帮助，我可以离破解克里斯蒂娜之谜更近一些。
几个月过去了，我继续进行调查。我和薇拉·阿特金斯共进午餐。我们好久没见面了，但我却发现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她依然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皮肤依旧没有皱纹，如同山茶花瓣一样，她那双清澈的蓝眼睛后面隐藏了许许多多的秘密。像往常一样，她温文尔雅，小心谨慎，给我的帮助也很大。显然，她知道关于克里斯蒂娜的许多事情，但除了为执行任务见克里斯蒂娜的那几次外，她没有详细讲述克里斯蒂娜生活的其他方面。我推测，在她们见面为数不多的几个场合上，她觉得克里斯蒂娜“容易生气”，且戒备心很强。薇拉说道：“克里斯蒂娜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她非常勇敢，非常引人注意，但却极其孤独，我行我素。她对盟军忠贞不二，一心一意，没有什么能让她背叛自己的信仰。我想，安德鲁·肯尼迪是她永远的爱恋。”
“战后，她无法调整自己以适应那枯燥的日常工作。她生来就是为了行动和冒险的。不要因掩饰她的错误而贬低她。她不是一座圣徒塑像。克里斯蒂娜是个很有活力、健康漂亮的人，极度渴望爱情和笑声，她有着巨大的勇气。”
我遇到的下一个人是塔多乌什·霍尔科，他是一名波兰记者，曾经做过《波兰日报》的编辑。他和他漂亮的妻子希拉――以前在南非时，我就认识希拉――前来和我共进午餐。塔多伊西起的作用非常大，他给我提供了许多人的名字还有国外的联络人。他说道：“我二十四岁时是个崭露头角的记者，1938年我被派往切申进行新闻报道。执行任务期间，我遇到了一个叫克里斯蒂娜·斯卡贝克的年轻女记者。她非常有魅力，我希望能再次见到她。我要了她的电话号码。很奇怪的是，就在几天之前我翻阅一些从前的日记时，居然发现了这个号码。出于许多原因，我没给她打电话，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我发现自己的好友兼同行拉齐明斯基疯狂地爱上了她。即使在那时，克里斯蒂娜也应该算是名‘英国特工’。虽然克里斯蒂娜非常文静，但她身上还是有某种东西使其他女子黯然失色。”
与此同时，我访谈到的每一个人都认同，克里斯蒂娜是个很特别的人，她似乎拥有变色龙般的特质，能够一方面极完美地契合当时的政治或精神氛围，另一方面隐藏好自己的内心和私人动机。
只有当自己想要的时候，克里斯蒂娜才会展示她性格的多个层面。通过这么做，克里斯蒂娜成功地虚构了一个掩人耳目的有关本人的拼图形象。薇拉·阿特金斯曾经说过，克里斯蒂娜是个孤独的人。还有人说克里斯蒂娜喜欢社交，喜欢身边围满了人。她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如果克里斯蒂娜厌倦了，她很快会反感纯粹的社交聚会。她会一语不发，毫无特色，就像一个闪闪发光的贝壳，被人从大海中捞出了一样。离开了生存的环境后，贝壳很快就会干枯，褪去所有那些光辉灿烂的美丽。
沿着薇拉提供的线索，我联系上了尼娜·克劳肖女士，她在战后的开罗结识了克里斯蒂娜。我给克劳肖女士打了个电话，她确认了她既认识克里斯蒂娜也认识安德鲁这一事实。她还补充说道，她正要动身前往意大利，回来时会联系我，那时我们会见面。她说要送我一份克里斯蒂娜肖像的影印件，这是在克里斯蒂娜过世之后安德鲁送给她的。她真的很守信用，把肖像寄过来了，这是一幅精致的铅笔素描，她说这素描酷似其人。
几个礼拜之后，克劳肖女士回来了，时间是1974年夏末，她来到博沙姆和我度过了一夜。她的朋友们告诉我，克劳肖曾经是她那个时代的大美人之一。的确，她依然举止高雅，沙哑的音色钩人心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