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结交了在许多领域工作的朋友，但这些朋友之间，正如她本人生活的各部分间一样，是互相隔离的。她从来没有犯错将他们搅和在一起。她也没有提到自己所从事的神秘活动。克里斯蒂娜是个不喜欢袒露内心的人。高兴时，她显得生机勃勃；郁闷时，她会立时变色；而且她很容易陷入郁闷无聊之中。然而，对许多人来说，遇到克里斯蒂娜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克里斯蒂娜的同行们（间谍）发现难以做到不带感情地去谈论她的勇气，奉献精神和完全忘我的投入。而且，这些人都是克里斯蒂娜的同事，而不是那些她曾经救过他们的性命或那些深爱着她的人。克里斯蒂娜坚强，富有魅力，这超越了时间流逝和默默无闻的局限。
和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认识成年克里斯蒂娜的男男女女交谈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要想找到认识儿时以及少女时代克里斯蒂娜的同代人就要困难多了。非常开心的是，我在英国找到了一个很大的波兰人聚居区，其中许多人都有着大段的回忆和重要的亲戚关系。
通过联络官约瑟夫·巴尔托西克上将的善意帮助，我联系上了斯卡贝克家族的一名成员、现任家族首领的安德鲁·斯卡贝克博士。他起的作用很大，给我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然后，我见了他弟弟约翰，约翰努力给我简要回忆了他那著名家族的历史，还给我看了他家族饰章的复制品和许多有趣的照片。
收获最大的一次采访是和克里斯蒂娜的表弟斯坦利·克里斯托弗会面。克里斯托弗人不错，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帮助我。这位上了年纪的谦恭绅士记忆力惊人，几乎可以记住一切。所以，他给我讲述的许多有关克里斯蒂娜的背景、父母、儿童时代还有青少年早期的事情，达到了人类记忆所能接近的真实极限。
斯坦利·克里斯托弗曾经在克里斯蒂娜的第一次婚礼上做客。他说道：“那是在华沙举行的一场宗教婚礼，出席的人不多。克里斯蒂娜穿着白色长袍，看起来非常优雅。她个子很高，身材苗条，可以说有五英尺八英寸高，她丈夫就要矮多了。婚礼的午宴设在一家重要宾馆的一个安静的房间里，我想那是布里斯托尔大酒店。此后，这对年轻夫妇就去扎科帕内度蜜月了。”
然而，尽管克里斯蒂娜的许多熟人都很热情，经常鼓励我，给我写了许多详细的信件，抽出时间来和我仔细交谈，但我却不安地意识到：我仍站在一堵玻璃墙后面。通过玻璃墙，我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对我故事的进展和重要性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物和风景。此外，无一例外，有个人的名字总是和克里斯蒂娜的名字一起被人提到，那就是克里斯蒂娜最亲密的朋友安德鲁·科尔斯基·肯尼迪。安德鲁是波兰人，后来成了英国军队的少校，他给了克里斯蒂娜心中永恒的家园。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和安德鲁取得联系。我知道他住在国外，但却得不到他的地址。安德鲁的朋友们试图保护他不再受那些传播噱头之人的利用和背叛，于是他们设法阻止我接近安德鲁。几乎在绝望之时，我找到了正确的途径，最终写出了那封重要的信。
有一段时间，我没收到答复。我又写了一封信。这时，我联系上了克里斯蒂娜生活中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弗朗西斯·卡默茨。卡默茨也是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他回信告诉我，在从南安普顿前往伦敦时，他会到我在苏塞克斯的家中稍事逗留。
00我读过有关这个男子的许多报道，而见到站在客厅里的这位“名副其实的雪莱般的人物”是种奇特的经历。他镇定冷静，浑身散发着勃勃生机，让人感觉有点崇高。在他描述克里斯蒂娜是如何把他从迪涅监狱解救出来时，放在我胳膊肘旁边的电话响了。我颇不耐烦地接了电话，有个声音传了过来：“我是安德鲁·肯尼迪。”我示意卡默茨接过话筒，几乎没有任何预先准备，他就开口说道：“你好，安德鲁，这么久了才听到你声音很高兴。”两位朋友谈了一会儿，然后我接过了电话。这种情况肯定会让克里斯蒂娜感到很开心。她的传记作家把她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相距遥远的两个男人聚集到了一起，让他们在英国偏僻乡下的茅屋中相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