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那些认识克里斯蒂娜的人写信，他们或是杰出的将军，或是政治家，还有一些远在他乡的皇家大使，他们都是她在为特种行动执委会效力时认识的。我惊奇地认识到：了解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并且尊重、景仰她的大多数人，本来就是一些已经或正在为国家幸福做出宝贵贡献的人。虽然有人对特种行动执委会颇有怨言，但事实依旧是：他们挑选出来、并加以训练的人员，战时工作和未来生活都非常成功，没有什么以次充好或二流的。
并不是我所有的信件都得到了回复。许多信件上面都写着“已经搬走”或“查无此人”被退了回来，我沿着虚假线索顺藤摸瓜，遭受了许多挫折，也经受了很多失望。
对于名人，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解释。不管是真实还是虚假，诚实正直的作家只能提出唯一的看法。即使对那些和名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来说，他们也只能呈现出他们自己的发现，他们自己的结论，还有他们自己了解的真相。真相必定受到了作家个人的经历和判断的影响；传记作家必须要全面描绘他/她笔下的主人公，是文过饰非还是如实呈现就要依赖于作家的本性，还有他如何看待英雄崇拜、是否会掩饰错误以及批判分析的能力了。
对于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的性格和动机，许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有像我一样只在短时间内认识她的人；有为了履行任务和她有过接触的人；有和她一起工作，并成为她朋友的人；有对她非常了解、并深爱着她的人。每一个人心中都珍藏着对于自己所认识的那个克里斯蒂娜的回忆。但我觉得，关于克里斯蒂娜的真相不在她朋友们的回忆之中，而在她的实际行动和她准备做出的全部牺牲中。
要想精确地创作这本传记，就有必要把我要展现的主人公放置在她所处时代的环境和重大事件的背景之下。由于克里斯蒂娜在许多战争舞台上都非常活跃，这就意味着必须要获得大量关于二战历史的细节和一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些都对克里斯蒂娜的工作和行动产生了影响或是她的行动影响了这些历史――的详细资料。幸运的是，二战几乎和拿破仑时代一样资料翔实。在过去的十年里，禁忌的闸门已经放开，关于那大劫难岁月里的方方面面，出版社和媒体都不断有文献记录问世。在大量回忆录和传记的文字和图片中，在有关背叛、死亡、抵抗、毁灭和幸存的所有记录中，进行资料筛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搜集有关克里斯蒂娜的信息时，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们共同生活时代的政治气候和时代精神有着不同的看法。显然，人们必须要考虑战时许多作家的国民性格和党派特点。许多战后的政治和政策都植根于战时的抵抗组织，植根于那些组织在各地的领导人，正是这同一群人如今穿梭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柏林还有莫斯科的权力走廊中。对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权力比爱国主义更加重要。在有些情况下，重塑明天的世界成为他们行为背后的推动力量。但对其他人，对于像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那样准备在战场上牺牲的男男女女来说，只有人的自由和尊严才是重要的。
对于和克里斯蒂娜一起工作过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她成了一个标志：一个见证了他们那逝去的闪光青春的标志；一个他们的生命处于勇敢无畏、理想化阶段的标志。那时，每日的笑声、努力、担忧和友谊的表面下掩盖的是被捕、折磨、在集中营里日渐憔悴的恐惧。在那黄金般的冒险岁月里，只有现在才是重要的。过去、将来都没有了实际意义。这些没有过去沉重包袱拖累的年轻男女的情感被剥夺一空。
在试图破解克里斯蒂娜的生活之谜时，另外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在于：事实上，自从克里斯蒂娜过世以后，2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克里斯蒂娜英年早逝，但那时认识克里斯蒂娜的人却一直步入了中年，甚至活得更久。克里斯蒂娜认识并和朋友们接触的时候，他们都还年轻，处于人生的黄金阶段。但由于受到一种普鲁斯特意义上的怀旧感和葡萄牙人称之为怀乡意识的因素的影响，他们对克里斯蒂娜的记忆却变得模糊并有修饰过的痕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