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索利在他的名叫《到德国去》的诗作中没有作任何粉饰，他把德国对欧洲和平的侵犯称为犯罪。他不躲避仇恨，但也不否认，仇恨潜伏在双方，一旦和平重新回来了，双方的眼光里就不再有这一仇恨了，到那时人们就会嘲笑痛苦和折磨，就会互相拉起手来，直至和平实现。他简练地为现实起了名字：冷、黑、雾、雨、秽。这首诗写于1914年，过了不到1年，索利死了，在卢斯阵亡了。
每一场战争中都会产生传闻，从传闻中再产生英雄的故事，教科书取材于传闻，神话建立在传闻基础上。对英国人来说，传闻来自伊珀尔的战役，他们站在异国的这块土地上，他们在这里阵亡，他们长眠在这里的几百个公墓中，每一个墓意味着欧洲大陆上的一小块英国。德国人今天在为他们成群躺在这里的几万死者哭泣，而当年的德国人却在庆祝他们的死。从朗厄马克的引起流血的自杀命令中、从向大脑放烟幕的民族主义浓烟中产生了一个恰当的传说故事。“在朗厄马克的任何一天都可成为德国青年的荣军纪念日”。――《德意志日报》用这一套语将可恶的战争提升到大弥撒的高度，值得青年用成束的鲜花来悼念的大弥撒。然而为勇敢的死者感到骄傲，“这种骄傲远远超出了为死者感到的悲痛”。因为他们敢于战斗、敢于牺牲。
德国人的神话就是这种样子的。
格拉弗斯用出版战争回忆录的稿酬偿还了他在英国所欠的债务，然后就搬到马略尔卡岛上去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他在岛上写了他的畅销书――如《我、克劳迪乌斯、皇帝和上帝》――这些作品使他名扬世界。和他的朋友西格弗里德·沙逊一样，他也是属于英国皇家威尔士轻步枪兵团的。1914年圣诞节，皇家威尔士轻步枪兵团在弗勒兰吉安附近，他们对面是德军第104和第133萨克森步兵团。萨克森人不仅是第一次圣诞和平演出中的主角――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想出来的――而且为首演起了推动作用。格拉弗斯发表在1962年12月15日《星期六晚邮报》上的《圣诞停战》一文中所叙述的几乎都是真正发生的事情。
第一次停战时他还不在，他是1915年秋天才来到前线的，但他经历了张罗下一个圣诞节的停战。他巧妙地把所有听来的、在英国报纸上读到的其他故事归纳成一个荒唐的故事。格拉弗斯把历史和幻想结合起来，给现实添上了翅膀，他尽管将它升华到另一种现实，但作为诗歌来讲并不失真。
在1914年某一个战区的圣诞节聚会时，参加的士兵中确实有一个杂耍艺人，但人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也许不叫普齐，他当时肯定没有金鱼。“老马”也可能是任何一个吓得大吃一惊的高级军官，大本营派他来打探值得纪念的、但对他们来说是很值得注意的前线形势。在波默罗伊的形象中有一点班斯法瑟的成分，有一点布坎南-邓洛普的成分，还有一点爱德华·赫尔斯的成分；在科堡的形象中有一点迈尼克的成分，有一点尼曼的成分，还有一点米莱格的成分。但最主要的是，两个人身上都让人看到希望―― 一个诗人对人的善良一面的期望。
还有，波默罗伊因无视上面的命令而受到审判这一情节不仅仅是格拉弗斯凭空编想出来的，他用了现实中的原型，比如苏格兰警卫营的迈尔斯·巴恩上尉和伊恩·科尔奇昂上尉，他们两人因为无视一切禁令在他们的战区跟敌人商定实行停战，所以受到起诉。科尔奇昂没有否认，相反，他承认要以一个君子的风度自觉地作出决定，并明确表示，必要时在某种情况下也会作出同样决定――正如他在1915年拳击日所经历及后来所描写的：
“早饭后哨兵向我报告，德国人从他们的防卫墙爬下来，朝着我们的铁丝网走来。我跑了出去，看见一个德国军官走上前来，他建议圣诞节实行停战。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他请求给他15分钟时间埋葬死者。我同意了。于是德国人开始掩埋他们的死者；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一共用了半个小时，接着，我们的人和德国人在无人区交谈起来，开始交换雪茄和卷烟，大概又用了15分钟时间。然后我吹起哨子，命令大家回战壕去。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德国人就在防卫墙上散步，或者坐在沙袋上。我们的人也是这样。这天没有放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