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早就没有像1914年圣诞节那么多男儿见面和握手了，有一半以上的人已经阵亡。普齐又拿出他的道具，这次他不用金鱼了，他变出了一只小鹦鹉――这鹦鹉又是哪里来的，真的没有人知道――从上次圣诞和平到现在还活着的人围着一个炮弹坑，拉成一个圈跳起了舞，唱起了《我们围着桑树丛》。接着英国人把科堡举到肩上，高声唱着《因为他是快乐的好小伙》；德国人也举起了波默罗伊并唱起《生活万岁》。
两个军官用颜料把自己描画起来，要是他们的上司看见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准会笑他们像乌鸦。一个英国人把这一切都拍成了照片。被拍进照片的人已拿不到照片了，拍照的人虽然第二天就将胶卷寄往英国去冲印，然而2周后，当印好的照片寄回来时，收件人已经躺在地下了，邮件未经打开退了回去。
冬天的下午天黑得很早，趁天还亮的时候，波默罗伊和科堡要解决他们战场上最紧迫的事情，用泵将泥浆水打到排水沟里，叠上新的沙袋。现在，德国人和英国人可以静心地做这一切，不需要每做一步都担心被子弹打死，这有多好啊。
明天早上见。
这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科堡在回去的路上被一个英国士兵的子弹击中，在德军的铁丝网前倒下了。刚刚被大家抬着欢呼的英国军官的誓言看来是一钱不值的，停战也就被这背后的一枪射死了，萨克森士兵们大声疾吼，朝离他们不远的敌人开火。英国士兵纷纷逃命，回到他们的战壕，只有他们的上校没走。他跪了下来，好像对这混乱无动于衷，又好像他是刀枪不入的，因为没有一颗子弹打中他，他抱住了科堡的头，叫德国医务兵过来，几米远处就放着一副担架。等两个德国人小心地把他们的指挥官抬到担架上，波默罗伊站了起来，很快转过身来，对他的部下喊了几句简单的命令，让他们保持安静，留在地下掩蔽部，千万不要开枪。他陪着两名将科堡抬回阵地的医务兵，为了表示他身上没有武器，他举起了双手，留在战壕边上，闭上了眼睛。理应这样：他要让这个开枪的英国士兵亲自来道歉，“承认自己是不听他命令的胆小鬼”。他的勇气感动了萨克森人，尽管他们将他俘虏，按规定蒙上他的眼睛，但没有把他押走，而是把他带到正在接受军医治疗的少校那里。科堡受了伤，昏迷了，但没有生命危险。波默罗伊留在他身边，直至他醒来，向他道歉，是一个士兵违反命令向科堡开了枪。科堡接受了他的道歉。
按少校的命令，波默罗伊被释放，回到自己的阵地。战火熄灭了，一夜都很安静。这件事情就被当作了意外事故，本来今后几天仍可继续他们自己开辟的和平，然而波默罗伊和科堡的冒险故事已到处流传，因为知道的人太多了，这秘密进行的友好活动也就告终。上校被撤职，从前线被拉走，因搞友好联谊活动而被告上军事法庭，法官虽然判他有罪，但没有定他死罪，宣布由于他有失身份的行为，5年内不许晋级，这对波默罗伊已经不重要了，一年后在一次向德军战壕进攻时，他头上中弹身亡。他在敌方的朋友科堡少校是否比他活得更久，是否活到战争结束，没有人知道。
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因为整个故事是罗伯特·格拉弗斯――其实应叫罗伯特·冯·兰克-格拉弗斯――编写的。他的母亲阿马莉是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的侄孙女。格拉弗斯属于“迷惘的一代”，这一代人永远也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战争在他们脑中再也挥之不去。罗伯特·格拉弗斯于1929年用《向一切告别》为书名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回忆战壕里的日日夜夜，并不是因为他急需用钱，而是为了把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创伤治好”。
格拉弗斯并没有让自己和自己的伙伴逃脱责任，就像对待那些战争发动者一样，他同样无情地和那些被当作炮灰的人一起走上法庭。《向一切告别》确实是一次向一切的告别，同时也是对盲目爱国主义、对男子义务和英雄荣誉这种混乱感觉所作的自我批评式的总结，他和其他诗人――埃德蒙·布伦登、西格弗里德·沙逊、威尔弗雷德·欧文、鲁珀特·布鲁克――就是被这种义务感和荣誉感拉上佛兰德战场的。和他们待在战壕的德国难友一样，大家开始还在幻想战争的一种意义，因而就写诗，但诗歌诞生于醒悟，有的醒悟得晚一点，有的早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