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认识到，自己碰巧成为了一种传统的化身；对于成千上万的所谓臣民，这种传统同每天维持生命的黄油面包一样必不可少。所以他们就坚持了下去———他们应得的赞誉实在应该比我们通常愿意给予的要多。引起了我这一篇独白的废墟所在的小城巴拿马建于１５１９年。两年以后，麦哲①伦发现了菲律宾；５０年后，马尼拉成为西班牙在东亚所有领地的首府。在这以前，马尼拉不过是个起锚地，西班牙征服者（这个可爱的西班牙单词和残忍的“匪徒”是一个意思）从这里出发去劫掠南方不幸的土著。
然而一俟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群岛上立住了脚，巴拿马就成为了一条奇异的商业链条中最重要的一环；这根链条通过巴拿马地峡把亚洲和西班牙连接在一起。那时还没有运河，不过只要有足够的人来担当驮畜的角色就可以克服这个困难，又方便，又便宜。
于是每年两次，这一段海岸挤满了成千上万悲惨的矮个子男女，因为在对待土著臣民方面西班牙当局是完全相信男女平等的，他们可以像鞭打男人那样毫不手软地把女人鞭打致死。这些不幸的可怜人像牲口一样被赶到一起，在露天里等待着，他们怎样生存，怎样死去，只有天知道。终于，西班牙大帆船出现在马拉角的拐弯处，向珍珠岛驶去。这些船的模样古怪、缓慢、笨重。所有航海国家都早已换上了快得多的小船的时候，西班牙还紧紧抱着他们的大帆船不放。
①麦哲伦（约１４８０—１５２１），葡萄牙航海家，为西班牙服务。１５２０年发现美洲与亚洲之间的大洋，命名为太平洋。后在菲律宾被杀，但他的船队完成了第一次环球航行。
可能就是因为西班牙这样不顾种种相反的信号，抗拒观念的更新，导致了这个海上强国的衰落。在比较平静的地中海水域，这些堪称水上堡垒的重型船只取得了辉煌的成功，然而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它们无法打开舷窗架起枪炮，只能坐以待毙。的确，只要它们的上百支长枪齐发命中，就能给那些骚扰西班牙宝船的英国或荷兰海盗以致命的打击。然而这些跑得飞快的异教徒学会了怎样把船绕过危险区的窍门，转眼之间他们就到了安全的地点，西班牙的子弹只能从他们桅杆上飞过去，而西班牙人还觉得自己弹无虚发哩。到了最后那一刻钟可真是惊险，英国人或荷兰人得驾船迂回地穿过半英里的水面，在这里他们就得听任重达１０磅的西班牙炮弹摆布，每一分钟都可能是最后的时刻。
这些交战中的幸存者即便是被捞上来，也免不了头顶着圣明的西班牙国王陛下飘扬的旗帜，在大船的帆桁上被吊死。陛下他可用不上什么异教徒，尤其是那些给他的生意捣蛋的家伙。不过如果进攻者凑巧走运，逃过了最先那一阵红热的烙铁，这个海盗就知道自己已经获胜，剩下的不过是时间问题了。首先，他集中火力攻击西班牙人的舵，这样一来大船就转不了方向。接着他就像猎狗追击野熊一样盯住猎物，常常一连几天穷追不舍。直到有一颗幸运的炮弹击中了船的致命处，西班牙老爷们无法可施，要么投降，要么投海。
在太平洋这片荒凉的海域发生的一些战斗，一定曾像荷马史诗般壮丽。因为那些窄小的英国或荷兰船只是背井离乡６０００到１２０００英里，在偶然中闯进这片海图上没有标识的水域的。美洲大陆两岸所有的港口都对它们关闭。如果他们需要取得①淡水，或靠岸刮去船底粘着的藤壶，他们就得找到荒无人烟的小海湾，还要冒着被土著杀死（对土著来说所有白人长得都一样）的危险。
他们还可能被西班牙海岸警卫发现，那样就只好在绞刑架上写下生命最后一章了。胜利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失败的百分比则异乎寻常的高。尽管困难重重，总是有人投入这样奋不顾身的航行，其数目足以使西班牙人忐忑不安，小心翼翼。于是，一年又一年，这些运宝船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坚固，装备的枪炮越来越多、火力越来越猛。从１８世纪中叶开始它们还配备上了护卫式的若干小船，好驶在前面，①藤壶，附着在船体或岩石上的贝类海洋生物。
及早发现“可疑船只”并准备战斗。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因为只要掠夺一个这样的海上珍宝箱，就能挣上１００万到２００万荷兰盾。这意味着每个船员都能拥有一座可爱的小房子、可爱的花园和舒适的生活。顺便提一句，由于英国人和荷兰人怀着快活的掠夺欲，他们的船只配备的长官和水手数目都很少，仅够维持起码的安全。这种安排的结果是１６和１７世纪的荷兰和英国海军设计师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设备以节省人工，过去要５０个人干的活，现在１０个人就够了；而在过去那种苦日子里，这５０个人个个都要从西班牙的金锭中分一杯羹呢。我真希望我们对过去的海军设计师们能有更多的了解。但是他们的生平细节几乎像同时代的科学家和艺术家一样鲜为人知。
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大萧条也罢，好光景也罢，制造声名的磨坊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转着；在这个时代，人们的心目中会唱歌的老鼠的私生活和克里斯滕·弗①拉格斯塔的同样重要；在这个时代，随便哪一个半吊子混混儿的发言都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话一样被珍藏起来。然而说到中世纪的伟人们，甚至连那些１７、１８世纪的伟人，我们对他们的存在只有最粗略的了解，或者说只能寻找到当年的公证员在为他们起草了遗嘱、证了婚之后在文件中留下的几个日期。
美国人称之为“荣耀”的东西，看来对我们先辈的影响要比对今天这一代人小得多。甚至连圣女贞德这样著名的人物，其事迹都得从几个偏僻乡村的地方档案里挖掘出来，才能重新整理和塑造成现代读者可以理解的形式。不过，这也说明了他们为什么能取得成功。他们能够把自己和工作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满足于成为好的工匠，干活的时候并不拿一只眼睛盯着其他人，看可能会有什么反应。而这些其他人，因为自己没本事成为一流的艺术家，就转而指点别人“该这样，该那样”。我们的先辈们不必在鸡毛蒜皮上浪费宝贵的时间，好去满足今日社交场上终日流连于名人丛中的、贪得无厌的食腐动物；他们议论本行的时候（哪个艺术家的生活里少得了这种愉快的消遣呢），交流的对象是志同道合之士，是同行，而不是些半吊子。
①克里斯滕·弗拉格斯塔（１８９５—１９６２），挪威歌剧演唱家，为２０世纪前半期瓦格纳音乐最伟大的女高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