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而后能安”：聚焦能量于最重要的目标
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说，安静，不要吵，不要闹，即讲究先安再静，而不是先静后安。《大学》在此讲究心性修养的“内圣”的心灵修持实践经验，以及“外王”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即静才能安。因为，心乱则身不安，社会动乱则国不能安。“稳定压倒一切”1987年6月29日，邓小平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989年2月26日，他又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年12月24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有时候不仅是政治口号，也是现实需要，甚至是个体生命心性发展的需要。
如果从个体来讲，静心才能安，不仅是中国哲学的思想倾向，瑜伽学派、现代印度哲学家奥修先生也大力提倡要“静心”。心思不能静的原因，无非是功、名、利、禄对人心的诱惑。不过逐利要取之有道，正如陈毅元帅说的：“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陈毅于1954年写下了著名的《七古·手莫伸》，诗云：“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到处伸手，心就会动摇不定，人心就无所安。所有的贪赃枉法者，都是手伸得过长。
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亲朋道义因财失，父子情怀为利休。急缩手，且抽头，免使身心昼心愁；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与儿孙作远忧。”为了自身的享受和为后代提供成长的好环境，只要人还是肉体形式存在，通过逐利占有更多的资源，是人的本性，无论是千乘之王还是平头百姓，追求利益无可厚非，因为人生活在物质世界里，没有利益存在，就无法建立正常的社会关系，只是利益追求必须具有安全边界和行为底线，个体的利益诉求越界，不仅伤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还会因此受反作用力量的制约而自身受伤害。
如何安心？佛祖在论述大乘精神的《金刚经》中面对舍利子的提问，进行了反复论述，提出妄相、无相、离相、实相的概念，从而通过缘起性空的论述，建立起去除负面能量（铭印）而建立正面善行的“思想建设”工程。因为，只有发大乘者，即全心全意“亲民”者，才能理解通过无私奉献才能积聚功德、正面品牌与人格力量的意义。积聚功德、正面品牌与人格力量在个体追求事业的路上是无价之宝。同时，《金刚经》特别提出，通过理论宣传，培训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其奉献产生的社会功德比其向社会做的无量慈善活动的功德还大，这是因为，世界上没有救世主，每个人都具备佛性即善良的本性和内在独立的人格，只要通过教育，启发并光大群众的善良本性和内在独立人格，从而形成一个精神文明高尚发达的社会，当然其功德更大。“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参见《金刚经》第十五品《持经功德分》。
比如，禅宗二祖神光，至诚恳切求安心，甚至砍下了自己的臂膀。达摩大师逼问他：“你要求什么?”神光：“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回答：“将心来与汝安。”神光：“觅心了不可得。”达摩：“与汝安心竟。”神光因此大悟，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二代祖师。因为实相即事物的本质是无相的，不为外在的现象所笼罩，而自性光明，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真理如实相，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与本相，只有抛开扑朔迷离的外相和表象，我们才能明白真正的“兔子”的本相：它与人类、与众生都具备佛性，即在世界的本原上，在生物的基因自我复制的根源上，万物是平等的，大家的老祖宗都是宇宙大爆炸中出生的，因此虽然人分南北，但佛性（事物本相）不分南北。慧能于咸亨三年（６７２）到了黄梅东山，弘忍见着他即问：“居士从何处来，欲求何物？”慧能说：“弟子是岭南人，唯求作佛！”弘忍说：“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当时中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如何堪作佛？！”慧能说：“人有南北，佛性岂有南北？和尚佛性与獦獠佛性无别；和尚能作佛，弟子当能作佛。”如果明了地分南北，佛性即事物本质上是同一的真理，就能够安心于真相了。要达成明了真相之安心，佛佗提出六波罗蜜学说（见图20）。
如何安心？按《道德经》的讲法是远离物质享受的诱惑：“五色令人盲目，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见图21）不为外在的物质利益所诱惑，回归内心（丹田，脐轮）的修身。老子说道：“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如果忘记自我，放弃对自我的执著，站立于身外换个位置观看自身，就会明白，我们所谓的身体，不过是道的外在展现而已。老子进而论述道：“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由于“身体”的存在，由于身体需要吃、穿、住、用、行、学、玩等，就涉及利益的获得、利益的分配、利益的实现等问题。“有求皆苦”，为了满足身体的需求，为了五斗米的需要，个体生命因此“宠辱若惊”，但如果当事者胸怀天下，而不是一己之利，考虑的是天下苍生的利益，天下苍生就可以将满足自身的希望寄托于圣者。
如何安心？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因此，儒家倾向于不偏不执的“中庸”，保持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均衡状态或者平衡的“中轴线”，从中轴线向上就是道，向下就是非道；从中轴线向上就是善，向下就是恶。如果引申到社会关系中来，就是要求个体在社会实践中安于其位，不违背其位相对应的行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辛。”（见图22）子思：《中庸》第十四章。这种以自己的位置出发而行事的思想，本质上是保守的，但保守中却潜伏着积极的思想，即先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伺机而动，这样的人才能称为君子，否则冒险犯难，只能导致失败。因此，我们认为，子思在其《中庸》中的思想是，儒者之安在于正确认识自己生命的位置，在不同的位置，就做好相应的工作，保持正常的心理状态，保持革命的本色不变，等待最有利时机出现。
宋儒理学讲究“存天理、灭人欲”，反对过度追求超过生活必需的利益，为的是当事者能够安心过日子，能够吃得下睡得香。“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不要人欲，鼓吹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要求人的欲望要符合天理，即合乎天理的欲望仍然是合理的“天理”，如果超过了合理的范围，超过人类情感、道德、法规范围的欲望，就是道所要规范、限制、禁止的人欲。如果按照现代社会的规范，个体的行为要有边界或者底线。在行为边界内的欲望是天理允许的范围，在行为边界外的言行和欲望就是违规动作，就会受到社会、国家、集体的惩罚。孔夫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晚年已经彻悟了人生真理后的总结，因为他已经悟道，所有言行都合乎社会规范和自然的规律，不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事情，安居乐业，大兴教育，成为圣者。
发源于美国、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其本身从供求双方来看，他们追求的欲望是人欲横流，完全违背了天理。从供给方看，投资银行从金融衍生产品开发、销售、激励机制上，都倾向于多卖出他们创设的“产品”，当然这种产品的价值只存在于他们向客户推广的“说明书”上，也只存在于对应其高管的高薪与高额奖励上。为了多多益善地卖出金融衍生品，他们违背基本的商业道德，为根本无力还贷的劳工阶层编造出可以贷款的条件。相反，对于劳工阶层来讲，面对可以几年白住的别墅，禁不住投资银行的哄骗而进行按揭贷款，即使这种贷款的成本在三四年后会几何级数上升也不顾自己的能力，也是一种欺诈社会的行为。一个民族如果欺骗全世界，就得全民族来向全球还债，美国国力的相对下降，就是美国精英和居民共同欺骗全球的结果。经过四年左右的累积，2007年开始，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如病毒般地开始扩散，最终将全球经济拖入到危机的深渊，从而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由G8控制与管理的时代，进入G20管理全球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