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胡扯了，福尔摩斯先生。他在一八四○年当选总统，你希望他还活着吗？这是什么？”她拿起我那封顾客感谢信看一看。“这封信写得太棒了，”她说，“沃利口述的？”
“他是这么说的。”
“简直是完美，你不觉得吗？你应该下定决心，以后只要你有客户告诉你，说你为他们做了一件多么棒的工作时，你就跟他们要封感谢信。”
“也许吧。”
“你的热情很有感染力。”
“我想我应该把这信裱起来，挂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我说，“如果我有个真正的办公室的话。而且我可以复印一张放在我的公事包里面，给未来的客户看。”
“如果你真有个公事包的话。”
“答对了。”
“可是你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这些。”
咖啡太烫了没法入口，我吹了吹想让它凉一点。我说：“是该滚蛋退休的时候了，你不觉得吗？我辞掉警察工作已经二十年了。”
“当时你是跟着酒精一起陷入低潮，”她说，“记得吗？”
“记忆犹新。”
“然后你就开始戒酒。”
“现在我戒了那么久，想酒快要想疯了，就像我听说过的情形一样。我这一生到底做过些什么？”我拍拍那沓信用报告。“这里有一群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人，”我说，“他们有家庭，有事业，他们拥有自己的家，大部分人如果愿意马上就可以退休。为什么我要反抗这一切？”
“因为你跟他们有一点不同，”她说，“你活着，而他们一半以上已经死了。”
“我说的是活着的那些人。反正没人想杀我。”
“哦？我倒是想到一个人，他有一阵子真的考虑要杀掉你。如果你忘了他的长相，不妨瞧瞧镜子。”
“我懂你的意思。”
“还有，”她说，“对自己有点信心，好吗？从你不当警察那天开始，你就一直靠自己工作过日子。”
“勉强过日子。”
“你领过救济金吗？你饿过肚子或睡在公园过吗？你曾打破人家车窗玻璃偷收音机吗？我不记得曾看过你拿纸杯站在马路上跟人讨零钱。有什么是我没看到的吗？”
“我只是活得马马虎虎。”
“你活得很好，”她说，“做你最拿手的工作，而且那些工作也不是求来的，而是你有办法让它们自己找上门来。”
“禅宗侦探。”
“现在你五十五岁了，”她说，“你觉得你应该有更多实质的东西。你这二十年都没有私家侦探执照，可是现在你觉得你需要一张了。你不在旅馆，出外办案的时候，你的顾客无论如何总有办法找到你，可是现在你觉得你需要一个办公室。好吧，如果你想要这些东西，那好极了。你可以在一幢很不错的大楼租一个办公室，弄一些文具和印好的宣传小册子，去接律师事务所和一些大公司的案子。如果这是你想要的，我会全力支持你。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替你张罗办公室。”
“你有个店要经营。”
“我可以雇一个助理，天天都有人问我要不要帮忙，其中有些比我还有能力去经营那个店。最多我可以关门大吉。”
“别胡闹了。”
“胡闹什么？开那个店是出于兴趣，只不过是找点事情做，免得我发疯罢了。”
“今天下午我过去的时候，”我说，“我站在橱窗前，心存敬畏的看着你所做的一切。”
“别这么说。”
“我是认真的。你让一些事物有了意义。你找了一个空店面，拿出多年来收集的艺术品，是你懂得把这些东西的美展现出来，这样其他人才开始懂得去欣赏。”
“我那些旧货店的杰作。”
“天哪，还有雷的事情。本来他只是一个警察，有点用得上的小才能。但你让他明白他是个艺术家。”
“他本来就是个艺术家。”
“而你把这一切联系，”我说，“你让它们鲜活起来。我不明白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