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儿子迈克尔和安德鲁都已长大，他们两个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迈克尔住在北加州，是一个电脑零件厂商的销售代表，他大学毕业后的四年里，我曾在外面跟他讲过十次话。两年前他跟一个叫琼的女孩结婚了，还寄了结婚照给我。她是个中国人，身材矮小，很苗条，照片里的表情严肃极了。迈克尔念大学时就开始发胖，现在看起来像个坦率亲切的推销员，胖而亲切，站在这个莫测高深的东方女儿身边显得很不协调。
“我们应该聚一聚，”我们通电话时他这么说，“下回我去纽约会通知你。我们一起吃顿晚饭，也可以去看场尼克队的篮球赛。”
“说不定我可以去趟西岸。”上次我这么告诉他。他稍稍愣了一下，然后很快跟我保证那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不过现在时机不对。这阵子工作特别忙，他常常出差，还有——
他和琼住在圣荷西附近一幢公共经营的公寓里，我曾在电话里跟这个未曾谋面的媳妇讲过话。很快的，我便知道他们正开始建立一个家庭，接下来我就会有未曾谋面的孙子。
安迪呢？上一次他打电话来时，人在西雅图，说他要去温哥华。听起来他好像是在酒吧打电话，声音因为喝了酒而变得低沉。他不常打电话来，每次打来都是从不同的地方，而且声音听起来总像喝了酒。“我很愉快，”他告诉我，“这阵子我想我会安定下来，但同时我还是滚石不生苔。”
五十五岁，我又生了什么苔呢？这些年我做了些什么？他们又对我做了些什么？
我自己又留下了什么？当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掠过我的人生，我应该为他们证明些什么？有谁应该为这些过去的岁月证明什么吗？
街对面就有家卖酒的杂货店。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见顾客来来去去。看着他们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可以去电话簿查那家店的电话号码，请他们送瓶酒来给我。
我只是想想而已。有时候我会考虑一下要喝什么酒、哪个牌子。这次我很快就打消了念头，深吸几口气，很愉快地放弃了。
然后我拿起话筒，拨了一个记在脑里的电话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三声，我的手指头放在挂筒上方等着切断，因为不想对应答机说话。可是接下来她接起电话。
“我是马修。”我说。
她说，“真有意思。我正好想到你。”
“那我是你的了。你要人陪吗？”
“我要吗？”她花了好一会儿想这个问题。“是的，”她说，“是的，我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