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加布里尔以前住在九十二街附近的西缘大道。我到西一百街的二十四分局查询，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是一个年轻警官迈克尔·赛利格。他不到三十岁，已经开始谢顶了，而且表现出那种对早秃的紧张。“这些资料应该都放进电脑里才对，”他指的是加布里尔的档案，“我们正着手把以前的老档案输入电脑，可是好像永远完不成。”
加布里尔，四十二岁，已婚但和妻子分居了。一九八一年十月一个工作日的下午，被发现吊死在他八楼的公寓里。显然他是先站上一张椅子，把皮带缠在脖子上，接着将皮带绕过衣橱顶和门柱，在中间打了个结，然后把椅子踢翻。
“高血液酒精浓度。”赛利格说。
“没有遗书。”
“这类情况不一定会写遗书，对吧？特别是他们喝醉了酒，开始为自己觉得难过。看看这个——据估计，他是死了五天到七天后，才被发现尸体的。一定已经发臭了，是吧？”
“所以警察是破门而入的。”
“不必，资料上说，管理员有一把钥匙，对门的女士闻到了臭味。”
那位女士还告诉来办案的警察，自从几年前妻子离去之后，加布里尔似乎很消沉，他唯一的访客，就是附近卖酒杂货店或中国餐馆的送货员。他生前曾在西四十几街替一家录影带出租店做管理工作，但是死前两个月丢了差事，从此再也没有工作。
“八成是醉酒误事才丢了工作。”赛利格说。
加布里尔的太太接到他的死讯时，说他们自从一九八○年六月签了分居协议后，就再也没见过面。她说她死去的丈夫是个忧郁而寂寞的人，听到他的死讯，她似乎不是很吃惊，只是觉得难过而已。
弗雷德·卡普留下了遗书。显示他的电脑屏幕上，还打印了两份，一份放在书桌上，另一份整整齐齐地折好，放在他的衬衫口袋里。“我很抱歉，”上面写着，“我再也无法承受了。请原谅我。”然后他打开位于十五楼的办公室窗子，跳了出去。
如果是比较新的大楼，就不太可能这样做了。新大楼通常无法开窗的，大部分甚至连窗户都没有，只有玻璃墙。有一次在匿名戒酒协会的聚会上，我听到一个建筑师谈到他必须安抚那些有玻璃墙恐惧症的上班族，他曾经全速奔跑撞向玻璃墙，来向大家示范玻璃墙有多么坚固。“那些人一看就信了，”他说，“可是撞断锁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是蠢透了。”
卡普自杀的那幢大楼的窗户是能打开的，那是位于列克星顿大道一幢建于战前的二十二层办公大楼，往南两个街区就是大中央车站和克莱斯勒大厦。卡普是个进口商，主要进口新加坡和印尼的货物，他在五点时叫秘书下班，打电话给太太说他要加班到很晚。七点左右，第三大道的一家熟食店送了两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过来，九点十分他开窗跳楼。要确定死亡时间很容易，因为他跳下来的时候，街上有几个人看见了。其中一个当场晕倒，赶来的急救医护人员对他进行了治疗。
这件事才过去三年，跟我谈的那位警官还待在第十七分局，他一下子就想起这个事件。“整件事真是要命，”他说，“用那种方式也真是要命。要是你掉到一半时改变主意。‘嘿，我收回！是开玩笑的！’是啊，没错，那你就走运了。”
他十分肯定，这就是自杀。遗书就放在卡普的书桌上、他的口袋里，而且还在开着的电脑屏幕上。而且除了从高处摔下来的伤之外，也没有其他伤口，不过他同意摔伤本身可能就足以掩盖稍早头部的击伤，或者任何非枪击之类的伤口。
我说：“我希望遗书是手写的。这世上有谁会用电脑打自杀遗书？”
“现在是新世界，”他说，“你习惯使用电脑，做什么都想用。付账单、核对你的支票簿、约会提醒。这个家伙所有事情都用电脑处理，他希望把遗书准确无误，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修改、用词。然后按下一个键，想印几份就印几份，而且还可以存在他的硬盘里。”赛利格三十岁左右，自己也是电脑时代的一部分，他很热心地告诉我，电脑在警局里加快了多少文书工作、又减少了多少的不愉快。“电脑真伟大，”他说，“可是他们也宠坏了你。生活中其他部分的麻烦，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取消’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