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把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的支票存进银行，然后走路到第五大道和四十二街交会口的市立图书馆。一个带着吸过大麻后那种茫然兴奋的年轻女人领着我到一张桌子前，眼我示范如何将微缩卷放进播放机。我试了两次才抓到窍门，但很快就全神投入，迷失在旧日新闻里。
等我回到现实，已经将近两点半了。我在路边摊子买了中东口袋饼和冰红茶，然后坐在图书馆后面布赖恩特公园的长凳上。有几年，这个小公园就像中城赌品交易中心似的盛极一时，结果除了毒品贩子和他们的顾客之外，没人敢踏进公园一步，而这里也沦落为一个肮脏而危险的城市烂疮。
就在一年前，政府花了几百万整建之后，公园又复活了。新设计的开阔视野带来了生命，现在这个公园成了一个展示橱窗，也是这附近真正的城市绿洲。毒虫走了，毒品贩子走了，草坪一片青翠，充满生机，红色和黄色的郁金香花圃让你忘记自己身在何处。
这个城市四分五裂了，自来水管线常常爆裂，地铁系统一团糟，马路坑坑洞洞，六十年前就排定日期该炸毁的破败建筑物包藏着大量的污染。战后出现的计划住宅区如今已摇摇欲坠，此后来搭建的小屋则更不象样。住在这里，你很轻易就会发现自己目睹着城市衰败，有如踏上一条单行道、一条无法回头的不归路。
然而这只是其中的一半而已。如果城市每天都死去一点，那么也就每天都复活一点。这种迹象处处可见。百老汇大道和八十六街交会口有个地铁站，瓷砖墙面因为儿童的彩绘壁画而明亮起来。谢里丹广场出现了一个楔型花园，而且这样的小公园在市区各地随处可见。
还有很多树。我小时候如果想站在树下，就只能去中央公园。现在半数的市内街道两侧都树。有些是市政府种植的，其他则是产业主和街区委员会种植的。这里的树木活得并不轻松，就像在中世纪抚养孩子似的，存活率只有六分之一。树木会死于缺水，或者被路过的卡车不小心齐根撞断，或者在污染的空气中枯死。不过并没有全部死光，某些还是存活了下来。
坐在这个袖珍公园的板凳上，想着或许我的城市毕竟没那么糟糕，真是一种福气。我一向不是喜欢看光明面的人，大多数的时候，我会注意到腐化、衰败、还有城市的堕落。我猜想，这就是我的本性吧。某些人会认为玻璃杯里还有半杯水，我看到的则是有四分之三都空了，而且有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袖手旁观。
午餐后我回到图书馆，又花了三个小时。接下来数日一直到周末，我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如此，不停地寻找旧报纸上的报道，中午到公园吃午餐、休息。一开始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无疑是被谋杀的会员身上，博伊德·希普顿，卡尔·乌尔，艾伦·沃特森，还有汤姆·克卢南。接下来我又寻找其他十三个死者的各种报道，然后再寻找在世会员的消息。
周末我休息，没去工作。星期六下午埃莱娜到切尔西的廉价商店和格林尼治大道一个学校操场的跳蚤市场去寻宝了，我则替她看店。我做了几笔小生意，中间雷·加林德斯带着两杯咖啡忽然跑来看我，我们坐着聊了一会儿。他是警方的画像专家，有一种奇特的能力——描绘从没见过的人。埃莱娜有几幅他的作品，对于他光凭着一些口述便能具体呈现的绘画能力印象深刻。他和埃莱娜见面谈了几次后，完成了一幅埃莱娜父亲的画像，这相当了不起。那幅画是我有一年圣诞节送给她的礼物，现在没在画廊里，而是裱了金色框，挂在她家里梳妆台上方。
星期六晚上我们去四十二街的小剧场看了一场表演。星期天，同时看了三场棒球赛，像孩子玩电动玩具似的按着遥控器，在各频道间换来换去，而且目的大概跟孩子们也差不多。星期天晚上我照例和我戒酒协会的辅导员吉姆·费伯吃中国菜。餐后我们到圣克莱尔医院参加聚会。到了自由发言的时间，有个家伙说：“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叫做酒鬼。如果我进了一家酒吧，里头有海报写着，‘只要一元，无限畅饮’，那么我会说，‘好极了——给我值两元的东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