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是真的想来表示一下致意的。”有人说。
“都是这样，否则我们也不会来了。可是我前两天跟弗兰克·迪乔里奥谈过，他说他不会来，因为他觉得不恰当，现在我同意他的话。这个聚会刚开始的时候，我常在社交场合碰到几个会员，偶尔会一起吃个午饭，或者下班后喝杯酒，有时甚至带着太太们一起去吃晚饭看电影。可是，后来我就不这么做了，那天我跟弗兰克聊天时，才忽然想到，这是去年五月聚会过后，我第一次跟俱乐部里面的会员说话。”
“比尔，你不喜欢我们了吗？”
“我非常喜欢你们，一点问题也没有，”他说，“我只是想把事情分清楚。天哪，甚至从上次聚会后，我就没再去过坎宁安餐厅。不记得有多少次，会有人提议要去那里吃中餐或吃晚餐，最后我总是设法让大家换个地方。‘哦，我不太想去，’我上个星期才这么告诉我的朋友们，‘上回我去，菜很难吃，那个地方水准已经不如以前了。’”
“上帝啊，比尔，”有人说，“你还有良心吗？你会害得他们生意做不下去的。”
“哦，我实在不想害他们，”他说，“可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对我来说，一年一次就够了。我希望这三十个人我一年只要见一次面、这个地方我一年只要去一次，这样最好。”
“现在是二十七个，加上你是二十八个。”
“是的，”他郑重地说，“就是这样。不过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想教你们该怎么做，我爱你们每一个人，可是我不会去参加你们的葬礼。”
“没关系，比尔。”鲍伯·里普利说，“我们会去参加你的葬礼。”
“一九六一年的三十个人，年龄从二十二到三十二岁不等，居中的是二十六。三十二年后，你觉得在世的应该有多少人？”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希尔德布兰德说，“上个月的晚餐后，我头很痛，回家后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醒来时我觉得有件事情很不对劲。有一群六十岁上下的人，总有几个人会死去。死亡已经开始蚕食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死亡率似乎太高了。我心里一直想着不同的答案，然后决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明我的感觉对不对。我打电话给一个老向我推销保险的人，告诉他我有个保险上的问题要请教他。我把数字告诉他，问他以这样的一群人、在这样的期间内，死亡比例会是多少。他说他得打两个电话，然后回电告诉我。猜猜看，马修，三十个人里头会有几个死去？”
“不知道，十个八个？”
“四五个。我们应该还有二十五个人在世，而不是十四个。你有什么感想？”
“我不确定，”我说，“不过这一定会引起我的注意。我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再问你朋友一个问题。”
“我就是这么做，说说看你想问的问题。”
“我会要他再去仔细计算一下，看这样的抽样，应该有多少个人死亡。”他点点头，“我的问题就是这个，于是他又打了个电话去问，给我的答案是，三十个人里头死了十六个，是相当惊人的，不过还不算离奇。他这个说法你明白吗？”
“不明白。”
“根据他的说法，这个抽样太小了，任何结果都不算离奇。全部活着或全部死亡都有可能。如果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有这样的死亡率，那么从保险公司精算师的立场来看，可能有些什么意义。群体越大，在统计上就越有意义。如果在三百个人的群体中，有一百四十个人还活着，那就很离奇。三千个人里头还剩一千四百个人，那就更离奇。三万个人里头还剩一万四千个人活着，那就该怀疑这个样本里的人是不是住在切尔诺贝利这类高辐射污染区，或者是他们的母亲怀孕期间吃了DES⑦。那真的是要请死神进门才可能。”
“我明白了。”
“我有过一些广告信函方面的工作经验，什么都测试。如果我们一份有五十万人的名单，那么尝试寄给其中的一千人，我们知道回件率可能只有一两个百分点。不过我们更知道这比只寄出三十份要好，因为三十份的测试结果根本没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