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边的文章中，我提到，只有在那些大城市，房价上涨才最为凶猛，房价之高也最为令人瞠目。也只有在这些大城市，房价上涨给当地人民造成的冲击最大，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最大最糟糕。也就是说，房价上涨首要的受害者还是集中在那些房价最为高涨的大城市中。
但是，以上分析只是让我们知道是哪些城市了，我们还必须知道，对房价意见最大的群体和阶层又是哪些？
解决房价问题，一个重要的前提必须弄清楚，那就是我们解决房价问题针对的目标人群是哪一些？哪一群体最需要住房？那些对房价暴涨意见最大的群体又是哪些？这首先需要我们对城市的居民群体进行比较详细的分类、分析。
这里我们就不谈那些富人和有权有势的阶层了。因为，他们无论在哪里，房子都从来不是什么问题，无论高低贵贱，他们都能够买得起。我们只谈在这些大城市中生活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是最关心房价的一群人。而对这些老百姓，我们又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城市的原住民，一类是外来的工作者。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前一类，那些大城市的原住民。他们需要住房吗？他们对房价的意见大吗？
意见肯定有，但总体来说，并不是太大。实际上，这些大城市的原住民大多数都拥有自己的住房，而且许多有权势有办法的都还拥有多套。这些住房大多数是以前福利分房时分到手的，然后在房改的时候用低价赎买过来，也有些是父辈以前遗留下的财产。
当然，这个群体中，有一些也需要住房。但这通常都是改善型的需求，比如，希望将以前的小房子变为大房子，或者，家中有了孩子，要给孩子准备婚房。这样的需求相对还是较弱的，至少不是那么迫切。而且，很多人由于拥有多套住房，往往更加不在乎房价了，相反，他们很多事实上成了前面讲述的资产增值的潜在受益者。
再一类就是外来的工作者，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迁移过来的人口。如果再细致些，这个群体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非常幸运地分配到的单位，恰巧是很多报纸上爆料正在低价分房子的，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垄断央企或是那些中央机关，那么他们就可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买到一套不错的房子。
这样一来，他们还会对目前的高房价有义愤吗？如果能买到肯定就不会了（不过，一位朋友告诉我，其实在这些央企和中央机关当中，获得分配住房也是件非常难的事情，而且常常都要四十岁之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对高房价同样也是深恶痛绝）。
再一类就是那些没有这么幸运，只能在市场上以市场价购买住房的纯外来的，既无权又无势的城市外来的工作者，他们目前已基本占据了大城市职业市场中的大部分职位，已经成了职业市场的中坚。但房价的高涨让他们本来希望融入自己所工作城市，而且还打算安家在城市的梦想近乎破灭了，每次看到眼前的房价都足以让他们目瞪口呆、头晕眼花。
他们好像已经看不到什么前途，对这个世界抱有的是近乎绝望的情绪。
正如我之前所分析的，那些房价暴涨的大城市，无一例外也都是外来人口最多的城市。他们在这座对他们来说全新的城市中工作生活，这座城市承载着他们的希望和梦想，他们渴望在这座城市中生活打拼并安家。但是，目前已经上升到天价的房价让他们的所有梦想都化为了泡影。
他们才是我们这个社会上最需要住房的一群人，而且也成为对目前极高的房价最为愤懑的一群人。
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也是这些人的总人口占据我们这个国家的比例并不算高，可是他们声讨高房价的呼声却会如此强烈，并总可以让人感觉整个社会反应都非常强烈的一大原因。
当然，我说的这些城市外来人口，包括那些已经在城市中取得户籍的，也包括那些没有取得户籍，但仍然在城市里打拼的一族。
户籍在当今社会中影响已经变小了，特别是众多市场化的工作单位，他们很少会考虑户籍问题。所以，在很多外来人口众多的城市，户籍内的就业人口要远远小于户籍外的就业人口。
以北京为例，北京也是一座户籍人口不断增加的城市，而这些增加的户籍人口几乎都是外来的。北京的户籍人口是1200万人，而最新的数字，北京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总人口已达到2200万人。也就是说，目前在北京的人口中有1000万都是外来的人口——实际数字肯定更多，因为在北京的1200万户籍人口中还包含很多本来是外来的，但已取得户籍的人口。
并且，这些人口绝大多数都处在就业的黄金年龄。也就难怪，很多人感觉在职场上没有北京户籍的比有北京户籍的还多。
他们可能是各大媒体的记者，或是各大网站的编辑，还有各大公司基层的核心员工，设计公司的设计师，咨询公司的咨询师、策划师以及健身教练等等。
社会上暴炒的两限房与他们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没有当地的户口，享受不了那样的待遇。大量的经济适用房也大多只会分配到公务员手里。
他们都具有相当素质，很多都是名牌大学毕业，为了追求人生的梦想，为了家庭的幸福来到他们工作居住的城市。
他们是面对房价最感到绝望的一群人！不应当仅仅因为房价的问题而让他们人生的梦想破灭。
很多人总宣称：“住房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保障人的住房权利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他们知道最应该得到这种保障的人是哪一群人吗？有针对他们的保障措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