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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在几年前，特派委员会肯定会对查顿和马地臣采取严厉措施，因为他们的举动完全打破了早先形成的惯例。但特派委员会人事变动频繁，更何况委员会本身也不安分。1829年，查理·马奇班克斯接替失宠的盼师，成为特派委员会主席，他很快也同样自作主张，命令一支非法远征队沿海岸北上探寻潜在市场。克尽职守的“阿美士德夫人”号船长拒绝服从马奇班克斯的命令，因为它“违背了我收到的指令和海军条例，从法律角度来说也是非法的”。39
在更换了更顺从的船长后，远征队还是出发了。公司董事会指责这次行动，并于次年召回了马奇班克斯，私商们对“这种严酷而不可思议的措施”深感遗憾，觉得马奇班克斯之举“颇具眼光”。40
马奇班克斯不会因为遭到贬黜而发愁，因为东印度公司的所有职员都很清楚，他们作为经商者的时代日益临近尾声。如今，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特许状是1833年颁发的，而一届无情的政府将做出左右他们前途的决定。
乔治·海德绘制的这幅油画中，囊括了当时和日后英国政坛众多重要人物，其中包括阿伯丁、格拉斯敦、德比伯爵和格雷伯爵。在英国，诺丁汉郡、德比郡和布里斯托尔多次发生罢工和农民暴动，9人被绞死，250人遭流放；在伦敦，市长官邸遭抢劫，骑兵队开进伦敦，霍乱流行，政府面临财政危机，一场宪政危机持续了一年多时间；上院勉强通过了伟大的《议会改革法案》，1832年12月，持反对意见的威廉四世批准了法案。议会改革之后，新组成的辉格党格雷勋爵政府不得不面对工厂立法和《新济贫法》引起的骚动、解放奴隶、以及挥之不去的爱尔兰问题。倘若能够推迟解决东印度公司特许状问题，处境艰难的政府肯定求之不得。可实际情况总是难遂人愿。上一次续订特许状是在1813年，迄今已有20年时间，重新立法已势在必行。
相关立法的原则很清楚：东印度公司必须实实在在地不再成其为一个商业机构。东印度公司已经发展成一个当之无愧的泱泱大国，统治着比宗主国多得多的人口；公司还拥有常备陆军和海军，从而能与很多大国平起平坐。总之，东印度公司的地位与一家贸易公司的身份完全不符，它所行使两项职能只能保留一项。本来，可行的替代方案是由英国政府承担直接58统治印度的职责。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会乐于这么做，但是，辉格党人不是领土扩张主义者，他们甚至不把印度视为永久的属地。麦考莱曾认为，在他的有生之年，英国将继续统治印度（他死于1853年）；1830年时，贵族学者和改革家拉姆·莫恩·罗伊认为，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将延续“至少40到50年”。41
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通情达理地看护着印度，就连政客们也意识到腐败和捞取官职的诱惑，倘若英国是“一个绝对专制国家，英国议会”将获得印度的财富。（这倒不是说执政党， 不论执政的是哪个党， 会赞同这么做，谁能完全明了对手的意图呢？）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广州贸易的前途；如何补偿持股人放弃商业活动的损失。不论公司董事会如何恳求，东印度公司再也不可能保留不受限制的对华贸易专营权。若干年以来，垄断经营早已过时了。早在1820年，下院委员会就曾报告说：“垄断经营能成功地维持，或得到耐心容忍的时代 一去不返了。”13年之后，就连亲托利党的《每季评论》也不得不承认：“毫无疑问， 自由贸易 的狂热如今蔚然成风，对华贸易专营权遭到致命打击。”42
自由贸易者确实让人见识到自己的力量；请愿书铺天盖地地扑向前首相威灵顿公爵，这些请愿书来自普茨茅斯、桑德兰、利兹、基德明斯特、科克茅斯、兰开斯特、利默里克、刀剪匠协会和莱斯贸易商协会。在针对东印度公司的宣传声浪中，喊得最响的是广州商人，他们意识到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有望借此一举摆脱特派委员会施加的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