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所有股东都负有无限责任的劳埃德保险公司不同，谏当水险公司由两家英国大商行轮流管理，即大卫逊洋行以及莫克尼亚克洋行，前者日后发展为颠地洋行，后者则是怡和洋行的前身。英国商行也开始被称作“行”，商行合伙人称“大班”，查顿的商行叫“怡和”，颠地洋行叫“宝顺”。
怡和洋行由查顿和马地臣创办，是当时最大的欧洲商号，主要贩卖鸦片，成为最大的鸦片贸易代理行。
各商行在银行业务上很少合作，每家商行都在印度和伦敦安排有自己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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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会是如此，原因在于广州、印度和伦敦之间转运货物和汇款所需时间太长，三地一个轮次的航程需耗时一年有余。汇款尤其成问题。广州商人缺乏可让渡票据，不得不从东印度公司购买的汇票只能维持进货之需。私商贸易日渐发展，公司所占份额下降，汇票便完全不敷使用了。作为权宜之计，私商不得不求助于追索权，其中包括美国人开具的汇票，但最终往往只有将银锭运出中国，商人彼此之间才能完成汇兑。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法律，而且如第三章所述，将成为引发禁烟运动的一个因素。
公行商人很难满足对货币的需求。“公所基金”的宗旨是偿还行商债务，但不断遭到侵吞，1815年，东印度公司向岌岌可危的行商提供了25万两白银，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帝国的税收（如同英国人不能拖欠国内税务局的税，朝廷捐税不得拖欠，必须首先缴纳）；与此同时，公行商人所欠外国私商的债务由3位外国商人管理。这样，在各方一致认同的情况下，欧洲人实际上掌握了中国官商的管理权。行商即使有能力偿债，也总是愿意支付高额利息 在当时的广州，普遍认为15%的利息是十分合理的，而在欧洲，这个数字的一半就被认为太高了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把钱交给广州代理商而不是送回国内。
谨小慎微的人大概会满足于当个代理商，从这个“收入尚可的行当”（这是马地臣对这一职业的称呼）安安稳稳地赚取高额佣金，但大多数人从事多种投资，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在一个缺乏通行法规的小团体中，这样做需要具备很高的商业行为准则：不能饥不择食，自相残杀。结果，虽然竞争异常激烈，广州商人重信守诺，代理行也在相当长时期里没有辜负委托人的信任。愤世嫉俗的冒险家查顿像以往一样我行我素，但从未有人怀疑过他的诚实。C.T.唐宁博士在《中国番鬼录》中写道：“查顿先生用睿智和判断力来指导庞大的商业买卖，他是个个性很强、极为慷慨的绅士。”29
查顿的书信表明，他为人相当粗鲁；他在办公室里只放一把椅子，为的就是不让来客多停留，这对于一位代理商来说真是个奇特的举止；他没54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例如，他大概从未读过拜伦的作品，所以很少能正确拼写出他拥有的纵帆船“希腊”号的名称；英国诗人拜伦的名篇之一是《衰希腊》，故作者有此讥讽之语。 译注他字体拙劣；他生性节俭，给伦敦的“裁缝斯卡奇特先生”的定单是“一件蓝色大衣，一件黑色大衣和一件黑色开司米毛衣”。30
怡和洋行年轻的合伙人马地臣则要时髦和风雅得多，按照唐宁的话说，马地臣是一位举止温和有礼，常施善行的绅士。实际上，马地臣经历坎坷。
马地臣是怡和洋行的创办人之一。原在印度经商，1818年到广州，与查顿共同组建怡和洋行，大肆贩卖鸦片。1840年回国，1851年被册封为爵士。马地臣出身于一个古老的苏格兰高地贵族家族，不过，据一些史料记载，他的父亲并不是从男爵。31
年轻时，马地臣曾在爱丁堡大学短暂居留，之后跑到伦敦当学徒，1819年前往印度。与查顿相比，马地臣更愿意与人交往，与人相处得更融洽，他进入叔父在加尔各答开办的马金淘西公司，在会计室找到一份差使。马金淘西公司是印度最大的商行之一（不久后就破产了，负债高达250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但他很快就离开加尔各答，前往广州，与罗伯特·泰勒一道贩卖鸦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