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官员鄙夷地不相信任何与贸易沾边的事情，不肯答应这些要求（结果证明他们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市场从未成熟到预期的程度，工厂主失望之余，越发迫切地要求获取更多特许权）。这些看法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成型，日后不断引发往往得到香港当局支持的商人与英国政府之间的争执。
19世纪20年代末，广州的外国侨民开始融合，已经略具日后早期香港社会的雏形。公司的人蜕变为殖民地管理者，私商继续充当推动殖民地自立的动力，传教士则协助与中国人保持接触。早在1830年，未来的殖民地总督约翰·德庇时就已经开始了大班的生涯；马礼逊父子也树立起译员的声望，他们将在英国与中国谈判者之间建立某种交流；两家将执香港商界之牛耳的英国商号也在广州脱颖而出，它们是莫克尼阿克公司（除了名称之外，其他各方面都已是怡和洋行）及其无情的竞争对手托马斯·颠地公司。19
这两家公司雇佣了52个英国侨民团体的18个，东印度公司雇佣了另外20个，这无疑表明了两家商号的相对重要性。
其余的西方侨民当中，最有趣的要算身材矮小而肥胖的郭士立牧师。郭士立的身份介于传教士和商人之间，他曾在普鲁士的普里茨给一个紧身胸衣制造商当学徒。郭士立能流利地说数种语言，虽然不够标准，因而鸦片商人大多找他做翻译，“我将为郭士立的3天时间付出1000元”，独自经营的商人詹姆斯·英尼斯写道。郭士立结过3次婚，是早期香港最富活46力的居民之一，他死于1851年，之前一直在殖民地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郭士立之外，还有大约20名左右美国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新英格兰人，其中包括两名传教士裨治文牧师和詹姆斯·布雷福德博士，以及一个名叫威廉·亨特的商人，亨特撰写的回忆录《广州番鬼录》生动描述了澳门和广州商馆的日常生活。人数不多的侨民维持着两份刊物，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和主要由公司职员编辑的《广州杂志》；此外还有两家报纸，《广东记录报》的业主是马地臣，《广州周报》则流露出明显的亲颠地倾向。20
除了传教士和他们的学生之外，所有的欧洲人，实际上也包括所有的中国人 因为当时还没有哪位中国人会说英语 只能用洋泾浜英语进行交流。这种混合语言使用英语、汉语、葡萄牙语的词汇和印度英语的单词，句法则是广东话的句法。例如，它使用的量词或类别词中，汉语的“个”、“份”变成“块”，如“三块报纸”（意思是三份报纸）。一些洋泾浜用语如今已通用，尤其是在香港；例如，shroff（收帐员）最初指试金者和银钱兑换商，chop（印章）意思是密封或允许，godown（仓库）是货栈之意，这些都是16世纪的印度英语；joss（神象或好运）、amah（阿妈）则是来自葡萄牙语；hong（洋行）、taipan（大班）、junk（舢板）、chow（中国狗）则源于汉语。混合语言易学，而且足以满足商业交易之需，但只能进行最基本的交流，从而在讲汉语者和讲英语者之间形成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用洋泾浜语言来翻译一篇名作会闹出笑话：
Oneyoungmanwalkee；nocanstop.
Maskeedesnow；maskeedeice！
HeCarrywithchopsonice－
Topsidegalow！21
不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是中国人，总是倾向于把外国人看成是难以相处的小孩，这种幼稚的语言成为惟一的交流工具，更坚定了他们的成见。裨治文牧师指出了这种危险：“几乎没有哪个外国人肯花一小时时间学习中国人的语言。双方的交往如此有限，只会导致双方在47仁慈、同情、尊重和友谊等方面完全隔绝。”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