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彻底击败拿破仑之后，英国政府并未关注东印度公司特许状审查之类的事情。英国已经走出了丧失北美殖民地中人口最稠密部分的混乱，还攫取了不少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前法国和荷兰领地。政府的目标是尽快在国内恢复原有秩序，因而极不信任任何可能导致变革的事物。托利党已经连续执政15年，党内年轻人得势之后，整个党的立场逐渐趋向开明。罗伯特·皮尔、乔治·坎宁、威廉·赫斯基森等政治家在大多数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的观点与在野的辉格党人没有什么两样，人们认为这些观点本应由大陆国家政府危险地提出来。就个人而言，辉格党领袖的贵族气比他们的托利党对手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双方在议会改革问题上分歧异常尖锐。强行通过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的辉格党领袖格雷勋爵是个拥有大片土地的伯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论从地位上还是天性上来说，都是一名贵族”，他的内阁只有4名成员没有同他一道进入上院（贵族院），所有阁员都是富有的地主，他们的姓氏之前也都冠有形形色色的头衔；惟一的例外是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查理·格兰特，他当时是庶民身份（就连他也很快当上了贵族，成为格伦额尔勋爵）。
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的区别，在于他们面对的压力不同。辉格党人更愿意倾听爱尔兰人的不满，也总是得到大多数爱尔兰议员的支持。托利党人历来关注在英格兰和爱尔兰被奉为国教的圣公会，坚定地维护他们认为属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辉格党更多受到日益重要而富裕的商人和工厂主的影响，虽然党的首脑人物与托利党人关注相同的事物。辉格党通过的《改革法案》与其说扩大了选举权，不如说是将权力从乡村转移到新兴工业市镇。辉格党大臣也24许不会宴请兰开夏的工厂主，但他们明白这些工厂主的经济实力及其对于国民财富的重要性。从某种程度上说，托利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辉格党人愿意倾听工厂主、贸易商和商人的呼声，这一事实将对中国的事件产生重要的影响。
巴麦尊是19世纪英国政坛的一位重要人物，对19世纪前半纪的英国政治和对外政策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倾听并不意味着对个人的尊重。C.H.菲利浦斯在关于东印度公司历史的著作中指出：“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统治阶级在赞扬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的同时，往往指责公司董事会，这大概是因为后者与商业和从印度回来的暴发户关系密切之故。”那些贵族政客，不论他们身为辉格党人还是托利党人，都把东印度公司董事看成是“引车卖浆者流”、“心胸狭窄之人”、“可鄙的应声虫”。10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也都不鼓励殖民扩张。实际上，辉格党政府高层要员完全准备摆脱那些看起来已成为累赘的领地，其中，加拿大被认为是“最危险的”。殖民地居民也不断惹麻烦：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发动了一场反对解放奴隶、捍卫旧制度的战斗，他们成功地得到2000万英镑的巨额赔款，几乎相当于一年的政府开支；澳大利亚日益流露出对流放殖民地地位的强烈不满，那里的自由定居者不断要求获得超出他们在宗主国时所能期待的政治权利；南非的布尔人历来桀骜不驯，时常造反。
印度是个特例，是自豪与忧虑相交织的源泉，但不论是印度还是殖民地事务，都只有特定人群才会关注。议会举行有关辩论，参加者寥寥无几；倘若发生激烈战事，尚能抓住公众的注意力，否则公众舆论不愿谈论令人厌恶的殖民地（例如，安东尼·特罗洛普的政治小说几乎只字未提殖民地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