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克山是老区，一个破败的失落的城区。那里面住的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虽然很久以前这里是有钱人的住宅区，至今街道上仍然矗立着几座哥特式楼房。宽大的门廊，墙头上盖着圆角木瓦，凸出墙外的窗户和纺锤形的塔楼。现在，这些房子都已成为出租房屋，过去屋里打着蜡的木条镶花地板，现在已经快被鞋底磨穿。宽大的楼梯虽然又涂过廉价油漆，也早已变得乌黑，而且积满灰尘。住在高大房间里的房东太太不断同身份可疑的房客吵嘴，门前的走廊上坐着一些无所事事的老人，目光呆滞地向远处望着。他们脚上的皮鞋都已裂了口，面容凄惨，像是打了败仗的老兵。
这些老房子的前后左右有许多不怎么干净的小餐馆、意大利人摆的水果摊、廉价公寓住房的糖果店。糖果店除了卖糖果外，还卖一些比糖果更叫人恶心的东西。这里也有几家低档旅馆，住旅馆的人在登记簿上签的名字多半是史密斯或者琼斯，而旅馆的职员除了给旅客登记、守门外，也兼做à皮条的差事。
从公寓楼里走出来的女人年纪应该还很轻，可是那张脸已经像隔日啤酒那样陈旧。男人们都把帽檐à下来遮住半个脸，目光鬼鬼祟祟。走出大门首先卷起手，遮住眼睛向街对面看看，接着再用这只手挡风划着了火柴。这里也有知识界人物，穷困潦倒，因为吸烟太多总在咳咳地咳嗽。警察的面容硬得像花岗岩，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人。吸毒的和贩毒的，毫无特色、也知道自己是毫无出众之处的人。偶尔你也可以在这里碰见个真正有工作的人，但这些人一般都很早就出去。那时地砖已经裂了口的人行道上还是空的，只有清晨的露水。
我来到这里还不到四点半，但已差不多了。我把汽车停在庭院街的一头，火车从下面希尔街沿着黄土坡爬上来。这里也是终点。我沿着庭院街往前走，找到了弗罗伦斯公寓楼。这是一幢三层灰砖楼房。底层低于地面，一排窗户，同人行道是同一高度，外面罩着生了锈的护网。大门镶着一块玻璃，玻璃上涂着的字已经残缺不全。我开门进去，下了三级台阶，来到一间非常非常小的前厅，不用伸胳膊就摸得着左右两边的墙。楼梯口凹进的地方有一部付费电话。一张牌子写着：房管经理，一○六室。前厅的最后边有一扇屏门，门后边一溜摆着四个垃圾桶，一群苍蝇正在上面跳舞。
我走上楼梯，刚才在电话里听到的垒球赛实况广播还没有结束。我一边看门上的号码一边往前走。二○四房在过道右边，播放垒球赛的房间在它的正对面。我敲了敲门，门里没有声音。我又敲了几下，比刚才敲得更响。我背后传来垒球赛场观众的呼喊声。我第二次敲了敲门。我一边在口袋里摸那张乔治·安é·菲利普斯给我的名片，一边从过道尽头一扇窗户里往街上看。
街对面是一家意大利人开的殡仪馆，干净、整齐，白漆门脸一点儿也不显眼。正门上面绿色霓虹灯组成一行小字招牌：皮埃特罗·巴勒莫殡仪馆。一个穿黑衣服的身材高大的男人从门里面走出来，倚着白墙站着。这人长得很漂亮：黝黑的皮肤，秀气的脑瓜，灰黑头发背向脑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珐琅烟盒，从远处看，不是银的就是白金的。他用两根细长的棕色手指不慌不忙地把烟盒打开，取出一支金嘴纸烟，把烟盒放进口袋，然后用打火机点燃纸烟。打火机同烟盒看来是一套。他把打火机装起来，交叉双臂，眯缝着眼睛茫然向前看着。从他纹丝不动叼在嘴里的纸烟上冒出一缕烟，笔直地从他面孔前面升上去。这缕烟又细又直，很像黎明前从即将熄灭的篝火堆里升上天空的烟柱。
在我背后举行的垒球赛又有一个击球手击中球棒，飞也似的跑出去，我不再注视那个意大利高个子。我把钥匙捅进二○四室的锁孔，走进屋去。
这是一间方方正正的屋子，铺着棕色地毯，家具不多，冷冰冰的让人感到不舒服。我一打开门，就看到ó面靠墙摆着一张床和一面把人照走了样的镜子。镜子里的我活像刚刚同一伙人抽完大麻后偷偷溜回家。另一屋子里有一把桦木安乐椅，一只看上去像沙发椅似的硬邦邦的东西摆在安乐椅旁边。窗前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有一台灯，安着带褶的灯罩。床两头的墙上各有一个小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