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令人震惊，它们应该是有力地抨击了对普通公民来说通常是独断专行、高高在上的司法体系。在法国，没有人身保护法，直到最近，完全无辜的人还可能会因为保护性拘留被拘押几个月甚至数年，只要法官认为他们还没有交代清楚。正如梅维斯 · 加朗描述法国法官一样：“他有权拘留你，直到你改变想法。如果你是无辜的，你也不能诉诸法律，虽然你有可能因为保护性拘留而丢了工作、家庭失和甚至名誉扫地，你根本就不可能打官司去要回哪怕一个子儿的象征性赔偿。”在20世纪60年代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数百名阿拉伯人在法国监狱中受到长期拘押，从来没有被审判，更没有被定罪。
我已经从理论上说出了很多严肃的理由，将巴黎归于大城市，虽然也包括一些负面的理由。还有更多的小原因能够说明巴黎是座大城市，比如在巴黎，你想睡就可以睡上一整天，可以弄到海洛因，可以听到人们固执地坚持一些荒谬的理论，为这些理论争论不休，特别是在“哲学咖啡馆”中，人们定期聚会，讨论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在巴黎，你可以看到对不同的种族和宗教有真正的宽容，甚至对无神论也有一种宽容。在巴黎，你如果愿意，甚至可以换妻——可以是室内，或者在名为克里斯和马努的特别俱乐部，还有在多菲内码头附近停靠的私车上（在多菲内码头有被曝光的危险。因为有些男性窥淫癖者潜伏在锁好的汽车附近，从热气腾腾的车窗外往里看）。在巴黎，最大胆的乱伦和谋杀故事也让人不屑一顾，“但这很正常”。
巴黎存在着社会保守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探索，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但是外国人永远都不知道怎么样划清道德界限。至少在我们自认为能够预计普通巴黎人的反应时，总是预测错误。法国人可以像得克萨斯教友，在听到男人购买儿童裸体画的故事时非常愤怒；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人的照片被刊登在巴黎全国性的报纸上，结果导致了几起自杀事件。那些展示儿童裸画和购买裸画的人毫无二致，关于青春期前的儿童电影和青少年电影也没有两样。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巴黎没有人会关心总统的绯闻。相反，很多人存在的唯一疑问就是，莱昂 · 若斯潘像新教徒了，连个情人都没有。密特朗的私生女玛萨琳娜在她的父亲过世后，曾经在短期内走红，直到最近她做了没把握的事情，发表了一部平庸的小说。当然，美国人对莫尼卡 · 莱文斯基所谓的“裙子”事件大惊小怪，就更让法国人感到好笑，觉得毫无价值。法国人在性方面更加具有一种成熟的优越感。
对待与性无关的政治腐败丑闻，巴黎人过去同样也报之以高卢人特有的厌倦。但如今整个拉丁世界都在检点自己的行为，力求和德国、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一起重建“新欧洲”。虽然如此，在法国审判的政府高官通常招致的不是报复而是抱怨（不管是战争时代驱逐犹太人的案件，还是付四万美元给自己的老婆让她准备十页报告的官员，或是那些没有在血库里检查艾滋病毒的官员）。某天你会意识到很久都没有听说预想中的丑闻了。法国的报界没有发表震惊世界的调查性报道的传统，惰性把去年最火爆的故事都埋没在故纸堆里， 这就是法国人所说的le non-dit——未说出口的。
我想对任何大城市来说，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你能有所发现。在巴黎你可以找到卖墨西哥食品的院子，院子四周是舞蹈排练厅。你可以一边安安静静地吃着玉米肉饼，一边透过雾气重重的窗户，观看穿排练服的演员在里面冲来冲去、不停地旋转。在美式的万圣节到来之时，你可以租下一整座城堡。（至少我们有一年就租过拉法耶特城堡，但是结果却很糟糕，因为来访的法国人不是装扮成妖魔鬼怪，而是扮成侯爵和侯爵夫人。）现在万圣节成为了最新的全国性的节日了。在巴黎你可以看到两个自由女神像的复制品，而不是一个——其中一个安放在卢森堡公园阴暗的角落，另一个放在蓬特 · 德 · 格勒奈尔和塞纳河中间，在第十五和第十六区之间。在巴黎你可以找到十七个素食餐馆，尽管在美国人开始迷恋这种古怪的饮食，吃全麦食物，发酵的海藻，或不放糖、不放黄油的食物时，巴黎人总是不屑一顾。在星期二的下午五点，你可以找到好多地方去跳舞。比方说我就去过德 · 拉普的巴拉若，还有福布尔 · 德 · 当普勒街的爪哇舞厅。在爪哇舞厅，我记得有一位高大的、头发染成银白色的退休女服务员被一个上了年纪的小个子黑人推销员抢走了东西。
我一个二十多岁的朋友，略显古怪，他说过去每天下午都到蒙那巴斯大街的一家大餐厅的舞厅，那里有些老女人会给年轻人送饮料，然后请他们陪舞。在地下室的地板上翩翩起舞时，会引出一些有趣的事情。我那朋友有一次和一个寡妇回家，他身上什么也没穿，只穿了件浆洗好的围裙帮她打扫了公寓，然后挣了1000法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