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是个大城市，就像伦敦和纽约一样，而罗马是座村庄，洛杉矶是一群村落，苏黎世则是一潭死水。
我有个武断的朋友曾经给城市下过这样一个定义，那是一个有黑人居住的地方，有高楼大厦，也有让人通宵不归的场所。据此定义，巴黎缺少高楼大厦；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早期，蓬皮杜总统曾计划在巴黎的历史风景线中盖满摩天大楼，但他最后只在于西尔建成了巴黎第七大学的大楼，大楼满是缺陷（这所巴黎大学分校因为大量使用石棉为绝缘材料，已在最近被关闭）。另外他还建造了可怕的蒙巴拉斯塔楼和拉德芳斯的商务区，那里人迹稀少，如废墟一般。
拉德芳斯区除了居住着非裔居民和流离失所者，基本上没有别的居民。该区本是为年轻的白人中产阶级建造的，而这些人现在都住在经过修缮的玛海区，那里的建筑在现代建筑中总是显得不伦不类。
其实，我差点写成了“根本不包括在现代派范围内”，而不是写成为“不伦不类”。这是我沉浸于当代法国纪实作品中的结果。我经常停下来问自己，人怎么可能产生如此的想法。在五六十年代我还年轻的时候，有思想追求的美国大学生踏上朝圣之旅，来到圣 · 日尔曼，巴黎大学，以及左岸俱乐部①、红玫瑰俱乐部（年轻的同性恋者选择了另一种颜色“王后白”俱乐部）。巴黎人敏捷的思维，特别是充满权威的口吻，完全震住了当时来自各个国家的年轻人，我也不例外。美国人更害怕被瞧不起，因为40%的法国人（基本上全部是知识分子）当时都投共产党的票。而美国人并未对法国的敌视以牙还牙，他们一直都热爱巴黎，根据让 · 美罗的一项法国研究《美国文学中的巴黎》，从1824年到1978年，美国共出版了200种关于巴黎的小说。
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英国学生崇尚萨特和加缪的书，而信教的人还读梅洛-庞蒂，因为他们本国的哲学家认为所有的形而上学及多数道德问题要不就是胡说八道，要不就是与哲学真正关心的问题无关。而浪漫青年搞哲学完全是因为在形而上学上感到寒心或者在道德方面存在冲突。英语世界中语言哲学的主流学派几乎不能启迪浪漫青年的灵魂，激发他们的想象；而另一方面，坚决主张和道德相关的法国哲学介入进来：主张个人必须为他的一切行为负责，有一点贪图方便或者受世俗浸染，生活就很容易陷入谎言或者可怕的陷阱中。再者，所有的作家和思想家都需要对社会承担责任，应该投入或者献身到社会中。
巴黎是思想的发源地，同时是生活方式、时尚和时装的发祥地，这一切都有助于它作为大都市的地位。小城市是不能设定国际道德标准的，而巴黎不然，早在18世纪，巴黎的哲学就重新定义社会契约说①，伏尔泰为一位已经被定罪的犯人让 · 卡拉斯辩护，伏尔泰相信他是无罪的。伏尔泰是正确的，他成功地为卡拉斯洗清了罪名，也为巴黎在全世界赢得了正义必胜的声誉——至少能说服一位知名作家来支持这项事业。一个世纪后，小说家艾米尔 · 左拉再一次证明了这条法则，左拉为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 · 德雷福斯的法国军官翻案，当时这名犹太军官被反犹法庭判定曾向德国出售情报。1894年阿尔弗雷德 · 德雷福斯被流放到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几年之后，左拉向新闻界重新公布了该案，阿尔弗雷德 · 德雷福斯得以获释，最终恢复了自己的名誉。1998年1月13日晚上，法国国民议会为纪念该历史事件100周年，全文播放了当时左拉发表在报纸头版中的著名文章《我控诉》—— 一封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
我猜想这两则故事与其说证明了法国司法的公正，不如说更好地代表了法国作家在法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在英语世界中就从未看到过像1943年审判小说家让 · 热奈①之类的事情。让 · 热奈屡次被判盗窃罪，因为是重犯，让 · 热奈面临被判终身监禁。但是，发现让 · 热奈并且安排他第一本小说《鲜花圣母》出版的让 · 科克托向法庭提交了一项申明，宣称：“他是兰波一样的天才，而没有人是可以判兰波有罪的。”暗示如果法官做了错误的决定，必将沦为历史上的庸才。科克托并没有论证热奈是无罪的，只是因为热奈是天才。由于科克托的证词，热奈最终被免于处罚。
